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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回忆录: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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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 发表于 2016-5-7 08: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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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编者按:2010年,朱永嘉为徐景贤的遗稿争取出版写了“代序”。2013年,徐景贤离世六年多之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终于得以面世。遗憾的是,徐景贤在回忆录中不时出现否定文革的字句,有晚节不保之嫌。尽管如此,本书仍然是研究文革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该回忆录在香港左敦道大超市的商务印书馆有售。】

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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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代序
朱永嘉

    我记得我们与景贤最后一次相聚是在二〇〇七年的十月二十七日,景贤夫妇、萧木夫妇、冀德夫妇,我与夫人张惠娟及她弟媳小陆和我儿女一起在我家门口,以宿舍的大门作背景,留下了帧合影,景贤坐在那张藤椅上,我夫人坐在轮椅上,那时景贤精神尚好。合影以后,我们一起驱车去了浦东外高桥的湿地公园,在那里景贤夫妇与我及萧木还留下一张合影。那次我们计划上午去浦东的湿地公园,远眺长江;下午去吴淞口湿地公园,与外高桥的湿地公园夹着黄浦江的吴淞口看长江之滚滚东流。我还记得上一次去吴淞口湿地公园,在江边栈道上,我与萧木二人即长江之景试着背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念上片,他接下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为什么会想着背诵这首《念奴娇》?因为它讲的景和情,与我们当时在江边的情景太贴切了,不禁引发出那份古今之情怀。这次想重游吴淞口湿地公园,无非想再体验一次大江东去的情景。
  结果却因有某首长在园,闲人免进。我们只能转而去一旁的临江公园。路上景贤还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现在是‘脚长’,当然没有‘首长’大了。”接着他还在车上与我讲起他辗转找到了当年他在市委机关联络站成立大会上的那个发言稿。当时,大会出了特刊,是马天水批准印了几万份,现在要再找到这张特刊确是很不容易了。我知道他那次发言,在写作班讨论时被炮轰,推翻了二次,第三次才定稿的,实际上也是一次集体创作,不能完全由他个人负责。
  我们从临江公园大门进入园内,走向沿长江的堤岸,这条路有一点坡度,开始景贤踌躇不前,看到我们都下到了堤岸边,向他招手,他奋力前行,终于与我们汇合在了一起,靠着堤岸,遥望大江东去。往回走的时候,他似乎有些累,一路走,一路紧靠在我身上,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些微热,我让他在江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让我儿子设法把车子开到近江边的出口送他回家。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给他送行竟然成了永别!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他就突然离去。待我赶到他的寓所,他已静静地悄无声息地躺在自己床上,安详自然。此时此刻,南齐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的诗句涌上心头。更何况三天前的暂离,竟然成为永诀,此景此情,怎不使人黯然销魂。
  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告诉我,景贤发病是在那天下午二点三刻左右。他曾张大着嘴,直睁着眼,似在呼喊着什么。蕴芳在一旁拼命地叫唤景贤、景贤;他张着口,却发不出一点声响。等我看到他在床上安详地静卧,已是她们母女轻轻抚摸他眼口以安的状态。这又使我想起同是江淹的另一首赋,《恨赋》中的最后的两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景贤临终的那个状态,也许正反映了他抱恨而发不出声的那种痛苦的内心。饮何恨?吞何声?我可以感觉得到,“饮恨”、“吞声”也许会有种种其它,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这部尚未最后定稿的回忆录续集。因为他还有许多材料需要补充,还有许多话要说,而生命却在瞬间嘎然而止!焉能无憾?!所幸,经过蕴芳母女二年多的整理和补充,这部遗稿终于得以较为完整的付梓,该是可以告慰景贤的。
  我之所以见到景贤临终之状就记起江淹的《别赋》与《恨赋》;是因为这二篇赋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十日毛泽东通过姚文元下达要我找人设法标点注释,在五月下旬即上送老人家读的。他老人家这时候找江淹这二篇赋,正反映了为即将降临于自己与这个国家和人民之永诀而黯然销魂。我当时的心情是沮丧、无奈,又不能有任何声张,对未来茫茫然不知所终的哀伤,预感到来日不多了,对自己而言只能抓紧仅有的时间和机会,为老人家,为平民百姓多做一点有益的事以冲淡自己的感伤。我与景贤相交数十年,工作上磕磕碰碰的事,时而有之,但在为老人家,为平民百姓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一点上,互相引为知己。往事历历。今痛失良伴,亦平生之一大憾事。
  景贤去世以后,有不少人,带有各不相同的目的,关心景贤是否留有遗稿的事。据我所知,初时,家人们忙于丧事,沉湎于伤痛,根本无暇顾及。痛定思痛之后,蕴芳在整理景贤遗物时,才陆续发现一些未曾公开发表过的文稿。于是,起心集稿,誓必完成景贤之遗愿。有人看到由蕴芳母女集编而成的景贤的遗著《十年一梦续》之后,邀我为之作序。从何说起呢?记得景贤于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前前后后几经周折。蕴芳母女对此续集的出版,谈之色变。我则以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通过姚文元要我们标点注释《后汉书》中的《李固传》的故事相告。
  李固是因皇位继承问题得罪了梁冀而被杀的,《李固传》末讲到:“固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迹,以为《德行》一篇。”当时李固的弟子还是能为他收集作品,编成文集,故《隋书?经籍志》的集部,著录有《后汉司空李固集》十二卷。在东汉那个时代,为当时遭遇不幸的士大夫编文集是一时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魏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后汉中郎将《蔡邕集》十二卷,少府《孔融集》九卷,后汉丞相主簿《杨修集》一卷,魏中山大夫《嵇康集》十三卷等等,可以列举的相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早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就曾将《李固传》(还有《黄琼传》)批示中央诸领导:“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并在李固给黄琼的信上批注说:“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可读。”可见,这些文集的出版,对后人评述历史是非常有益的。
  东汉魏晋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都还比较崇尚名节,所以在那个时候,国家有缓急之难,还有人敢于冒难挺身而出,搘柱倾危。如果为人连这点气节都不让讲,只许有奶便是娘,那么这个王朝也就离衰亡不太远了。从这一点讲,景贤家人为这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艰辛努力,那种执着的精神还是可钦而又有益的,这也是促使我冒昧受邀为此书作序的一个原因。
  最后,我还想到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要我们标点注释宋人张元幹所写的词《贺新郎》一首,这是张元幹为胡铨送别的词,为这首词,还挨了秦桧的整。其上阕的末尾两句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是说高层的意思从来很难问清楚,人老了,容易动感情,那种悲伤也难以向他人诉说。“更南浦,送君去”的典故出于江淹《别赋》的“送君南浦,伤之如何?”借以表达为胡铨送别的意思。其下阕的最后几句云:“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举大白, 听金缕。”意思是想起当年我们共聚一屋,对床夜语,如今你去的地方,大雁不到,再没有办法传书与你了,只能眼望青天,心怀今古,怎么还有什么必要去与小儿辈纠缠和谈论过去那些恩恩怨怨呢?大白,指酒杯;《金缕》是《贺新郎》词调的别名。意思是告别时我们还是碰杯干了眼前这杯酒,听我唱响《贺新郎》这首词吧。后来,毛泽东听蔡瑶仙录制的这首词的时候,正是董必武去世的日子。在那一天,毛对这首词反反复复地听了许多遍,将最后“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借此为董必武送别。
  景贤,你若地下有灵,我在你去世快三年的时候写这篇序,也只是为了给你送别,“君且去,休回顾。”书出版后,你的遗愿也就完成了。至于那些往事的是是非非,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述吧,又何必与小字辈去议论过去那些恩恩怨怨呢!



第一章 文革前的人生经历

  
  人们常常问我:你这样一个普通的土生土长的上海青年,怎么会在上海解放初期就进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工作?又怎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上海市委书记的?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叙述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演变,包括我的家庭出身和文化背景。
  我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徐宗骏是上海郊区奉贤一个小商人的儿子,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化学系,解放前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有过联系。他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在家乡奉城镇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脱党来上海市从事教育工作,进交通大学和南洋模范中学教书。解放前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父亲当时在奉城办曙光中学时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我的母亲戴秋楠,当过小学教师,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家乡奉贤蓬蓬勃勃的妇女运动,当选为国民党奉贤县党部的委员,以后随父亲来到上海,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
   家庭影响
  也许在解放前父亲有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他想保护自己以及全家,所以他在我面前从来都不议论共产党,也对我隐瞒了他加入过共产党的这段历史。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只是一个正直、敬业的教师。他给我的影响,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要求自己的孩子有一颗爱国心,热爱祖国,要有民族感情,不忘记民族气节;在学业上要有进取心,要能够不断地掌握知识,要出人头地,有一个比较高的文化层次。他曾对我说过希望我将来继承他的事业——潜心化学研究,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家里有很多化学书籍,包括外国原版的化学书、辞典等,还有一些做化学实验的设备。他原来想传承给我,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当时读上海商学院,弟弟在读小学,于是父亲希望我能延续他的愿望,将来从事化学专业。
  父亲让我去比较好的小学、中学读书,将来可以依照他的意愿考进交通大学。所以他安排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上海天平路上一个比较简陋的复华小学考入南洋模范小学。南洋模范中、小学当时都很贵族化,学费昂贵,一学期要交付相当于十几担大米的费用,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本来是难以负担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大被汪精卫伪政府接管,变成伪交大,父亲愤而辞职。南洋模范的校长沈同一知道他拒绝受聘于伪交大,又是比较优秀的化学教师,就聘他到南模教书。按当时的规定,南模教师的子弟进校可以减免一半学费,如果成绩优秀,还可以减免另一半,我因符合这两个条件,在南洋模范就可全免学费了。
  我进南洋模范小学以前在复华小学念书的时候,就爱好看书写文章,按理说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对写作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我家里订阅了《小朋友》杂志,人家也送了好多儿童读物,使我有条件看比较多的书籍,看了以后就萌发念头:人家看书能写出文章来,我也要写文章。在小学里的时候,复华小学编了一个小刊物,是油印的,我就在上面写点小文章。由于爱好看书写作,语文好,其他功课也不错,我到三年级下学期考南洋模范小学的时候,在入学考试的新生中考了第一名。在南模小学,我的成绩一直比较好,父亲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考到前三名,才能减免学费,才能在南模从小学一步步地读到初中、高中。
  在南模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我的父亲》,当时父亲的教师生涯对我来说真是太熟悉了,我就在作文里着重写了父亲清苦、辛劳的教师生涯。当时教师的收入较低,虽然父亲在中学教书,但要维持一家的生活很不容易,每天要工作到深夜,我晚上从睡梦中醒来,总是看见他在昏黄的灯光下,伛偻着背,批改学生的作业,写着写着,他的右肩上鼓起了一个大瘤。有感于此,我在作文的最后写了两句话,针对当时人们都说教师是清高的职业,我写道:“清高,清高,喊的人真不知道教师心中真正的悲苦呢!”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写出了这样的作文,在教师中引起很大的共鸣,都说这个学生的作文说出了教师的心声。我的这篇作文先在小学教师中传阅,然后作为范文佳作刊登在小学的公告板上供大家阅读,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写了这样一篇作文,居然能得到这么多的赞扬和嘉奖,从此我对看书、写文章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我很感激我的学校,当时南洋模范小学有一个图书馆,学生可以借书,我借得很起劲,把学校图书馆里有关文学的书差不多都看遍了,又向同学借阅《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孟加拉民间故事》等。另外,我有一个同学叫唐雨门,与我家同住在广元路上,是在一条叫“义合坊”的弄堂里,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作家唐弢的儿子。唐弢先生当时编《万象》杂志,抗战还未胜利,在上海能有《万象》杂志看,这是非常难得的。唐雨门不告诉他的爸爸,就把每期《万象》杂志悄悄地从家里拿出来给我看,还有当时出版的《文艺春秋》、《杂志》等其他刊物。我从小学起就可以阅读很多的课外书籍,包括鲁迅、张爱玲和柯灵的作品等等。当时有机会读到这些文学书刊,对于我这样的小学生来说,是平凡的生活里一种莫大的喜悦。我有幸在小学阶段受到文学环境的影响,加上学校的帮助,老师的爱护,对成绩好的同学每年有所鼓励,作文等经常被公开展示,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然而也养成了另外一种思想,就是老想要出人头地,扬名天下,在思想上顽强地想表现自己,这种念头从小学开始就有了。
  
  学校生活
  当时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学校里民族独立的气氛很强烈,比如日本鬼子曾经到学校里抓老师,学校为此停课,大家就骂日本鬼子,我甚至在作文里写上:“打倒××帝国主义!”当时老师们也都容忍了。这个学校虽然很贵族化,但校风一直很严谨,它不允许官吏、富豪的子弟来校时穿得豪华或者吃得考究,大家都一样,穿着非常普通,女生一律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不穿皮鞋,不准烫发,没有任何化妆,男生也是,当时还有穿长衫的。我小学时曾穿过一个时期长衫。虽然有的学生家里很有钱,但学校反对家里用黑色人力包车或者小汽车把学生送到学校来炫耀,所以学校风气比较好。学校里大家看起来都很平等,学风也好,只有品德好、成绩好的学生,才会受到老师的表扬。
  当时社会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我家里一度经济很困难,由于日本军队的封锁,上海缺少粮食。当时米价奇贵,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只能半夜起来,跟大人一起去挤“户口米”。半夜十二点钟就去排队,排队的人都挤在米店门口,挤得肚皮贴背皮,小孩挤在里面呼吸都非常困难,排队后店员在我们肩膀上写粉笔字,比如我是二零六号,后面是二零七号,凭这个粉笔字,下半夜再到米店去盖蓝色图章,图章敲在手背上。然后队伍散掉,到天亮以后拿米袋去买“户口米”。“户口米”基本上是碎米,价格比较便宜,但每人也只能买一升,我和姐姐、母亲一起去挤、去排队,当教师的父亲就在家里留守。
  由于买回来的“户口米”不够吃,还得在黑市上买一些。黑市米是由米贩子从郊区日本兵封锁的地方偷带回来的,缝在衣服里面,从棉袄里抽出棉花,在衣服夹层里缝出一长条、一长条的布袋,把米藏在里面,到市内再把线拆开,把米倒出来,这种米价格比较高。米贩子告诉我们,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贩米的,有人被日本人的刺刀捅过,有人被狼狗咬伤。有一个时期米实在不够,家里就用麦粞(麦子的皮或麦子的头)混在碎米里,或者洒在碎米上,敷一层再煮,这是像麸皮一样的东西,很硬,难以下咽。还有一种六谷粉,就是玉米粉,黄黄的带有霉味,也成为每天的食粮。
  那时候,因为生活的苦就产生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恨,父亲的经历也是对我的一种民族气节的教育。他不愿意到伪交大去教书,有一段时期失业在家。到南模教课后,家里生活仍很困难,只能卖掉睡觉的床和部分家具来维持生活,同时出租家里的一部分住房,以房租来减轻一点经济负担。那时,我们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抱着一种很强烈的希望。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抱有很大的希望。在我家住的广元路石库门弄堂里,我还发动同一里弄的中、小学生举办了一次庆祝抗战胜利联欢会,大家自己布置会场,把蒋介石头像和孙中山头像一起高悬在银色的V字中间,我自己做主持人,组织邻居的孩子们演出节目,庆祝抗战胜利。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时候,我还曾经与母亲一起到延安路去看,当时延安路取名叫中正路,我看到他坐着汽车开过,对他很敬佩,认为他是抗日英雄。
  进入中学以后,周围的政治环境很快发生变化,南模是一个进步的学校,后来我了解到学校里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他们带领学生参加一些进步活动。交大从四川迁回上海以后,又让我父亲回去教书,父亲就一面在交大化学系教书,一面兼着南洋模范中学的高中化学课,我们家就住在交大附近,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到交大去。我是交大教师的子弟,交大有许多进步的学生运动可以让我参加,这样就使我逐步消除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倾向进步。
  
  社会活动
  抗战胜利后,交大与南模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尊师、助学活动,上街义卖,我就有机会到社会上去参加一些活动,我当时感觉到是大哥哥、大姐姐带我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当时教师的生活很困难,因为抗战胜利后社会经济情况又很快恶化了,为了解决老师的一部分生活困难问题,学生发起尊师运动。学生付不出学费,就开展助学活动。怎么尊师助学呢?学联先到上海有关的工厂去募捐一些商品,如痱子粉、卷糖(水果糖)等,另外还制作了一个尊师助学的纪念章,拿到马路上、居民家里去义卖,这些社会活动引导我们去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一面在学校里学习,一面就参加这些活动,活动结束以后,进步同学带领我们参加各种集会,在集会上学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地方》等歌曲。
  一九四六年以后,交大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六千多人,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酿成了南京下关“五.二○” 惨案。上海交大学生组织营火晚会,抗议“五.二0”惨案,我参加了交大学生组织的活动,亲身感受到反美反蒋的强烈气氛。我觉得父亲给我的影响只不过是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家庭教育,而交大进步的学生运动则让我了解当时的社会,受到革命的教育。
  有一次,交大学生在华山路示威时被国民党军警打伤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还用狼牙棒打人,学生事后开了控诉会,我们学校也组织声援,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路是人走出来的》表示支持。当时看到交大学生受到镇压,我们都充满义愤。学校进步同学就进一步对我进行引导,让我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学生自治会当时开设了一个消费合作社,是学生们自己集资举办的,为学生服务,卖一点文具、小食品等,我被吸收到消费合作社去值班。后来学生自治会成立了一个学艺部,我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又成为学艺部的成员。到高中阶段,我参加竞选学生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当选以后,接触到更多的进步学生。
  有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叫徐惟诚(解放后调到解放日报当过副总编辑,后来又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他经常到我家来找我,我父亲看到我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运动,担心我出事。他自己因为有着一段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来又脱党的经历,担心我跟着共产党走有危险,劝我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但我因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仍偷偷到交大去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我溜出去,他又阻止不了。有一天,当徐惟诚找到我家里来叫我出去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挡在家里,他自己出门对徐惟诚讲:“你以后不要来找徐景贤了。”徐惟诚也是他的学生,老师正式通知他下次不要来找了,徐惟诚不好违背,以后他就不敢到我家来了。
  虽然我后来还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是我感到,这些进步学生(后来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就很少来找我了。因为他们的老师又是我的父亲直接进行了干预,所以我的父亲当时的思想状况是明哲保身。他曾经在解放前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他就是以这样一种中间的态度来迎接解放。我在学校里也仅仅有局限地参加一些进步学生活动,没有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由于父亲的影响,加上我自己的犹豫,我没有很积极地去追求,所以后来有一个时期我总是后悔当时的“思想觉悟不高”。
  
  阅读经历
  在我的中学时代,有一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一位同学介绍我去参加了复光课余图书馆,地点在卢湾区重庆路万宜坊一个同学的家里。这是一幢新式里弄房屋,整个客堂摆满了书架,架上的图书都是各校学生捐赠的,免费供给读者借阅。由于创办人的读书品位较高,所以馆内的图书都是有相当质量的。抗战胜利以后整整有三年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骑着父亲留下的“老坦克”自行车,从徐家汇赶去图书馆两次,每次可以借回家两本书。等到我被批准为馆员,可以进入图书馆内部为读者服务以后,我又获得了自由上架选择图书和每次借书五本的权利。我正象蜜蜂掉进了糖缸里,有吮吸不完的蜜汁。在这段时间里,大大提高了我的阅读量,扩大了我的阅读视野。我读到了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冰心、巴金等人的现代文学作品,看遍了从老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到高尔基的大量俄罗斯文学,也接触到了狄更斯、杰克?伦敦、海明威、史坦倍克等英、美文学。在图书馆里,我还有机会读到描写学生运动的作品《新生代》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同时,我也接受了四十年代上海作家的影响,施济美的柔婉、徐訏的森冷、无名氏的狂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同时沉迷于福尔摩斯、亚森罗宾和斐洛?凡士探案,饶有兴趣地阅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这种借阅图书的方式,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丰富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审美趣味,也为我今后从事写作奠定了基础,阅读使我毕生受用。
  上海解放了,我当然很高兴,因为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南模中学是第一批建团的学校,我也第一批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学校里我用办报纸、办刊物来讴歌新的生活。解放前学生在学校里办的墙报、壁报比较多,有一种进步报纸叫《学生报》,有油印的,也有铅印的,是地下党办的,我看得比较多。解放以后我感到自己应该来办报纸,在学校里也出现了大量的墙报、壁报。当时比我们低一届的同学办了《青锋》壁报,有一个编辑向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毛泽东给他们题了“青锋”两个字。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则办了一份铅印的刊物,叫《同志》,不定期出版,我在上面写论文、散文、小说,什么都写。
  解放给我提供了写作的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觉得不仅要在学校里写,还可以向外面投稿。我就给上海的报纸写学校通讯稿,不仅写南模,还写交大的活动,因为解放后我仍和交大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把交大、南模等学校的政治活动啦、联欢活动啦,写成通讯向报纸投稿。同时,我担任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大公报》的通讯员,还参加了《大众电影》的读者联谊会,给电影刊物写文章。当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如《解放日报》、《文汇报》举办的讲座和通讯员学习班,大大地开阔了视野。我是南模的通讯组组长,接触面更加广泛,稿件写得比较多。我萌生了一个志愿:要用自己的笔来歌颂祖国的变化。



参加革命
  一九五一年,我们高中毕业了,南模的同学们纷纷报考大学,我父亲也要我去报考大学的化学专业,我还正式报了名。但就在大学入学考试前夕,上海市号召知识青年参加市政建设。一九五一年的夏天,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个是考大学,一个是放弃考大学,参加上海市的市政建设,这就算参加革命了。当时市里需要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充实市政建设的队伍,市委机关、市政府、市公安局、上海电力公司、市卫生系统等都需要一批知识青年。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因为在学校里学习成绩比较好,总想读大学,如果参加市政建设,当时就算参加革命了,必须放弃上大学。我与父母亲商量,他们不是很赞成,因为我考大学应该是很有把握的,放弃了可惜。但是,他们也比较开明,最后还是表示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整个年级五个毕业班里大约有四十多人报名参加市政建设,相当全年级人数的五分之一。参加市政建设的同学把大学报名单撕掉了,我还被邀请到位育中学去现身说法,介绍自己为什么要参加市政建设,以及参加革命的思想演变过程。
  参加市政建设前,我们先进一个训练班进行培训,班址设在上海中学,班主任是周原冰,后任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是伦理学家。他请了很多人给我们上大课,包括副市长潘汉年等。市政建设训练班结业时,很多人被分别分配到市公安局、市电力公司和卫生局,我是最后一批分配的,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分到什么单位去。事先我填写过志愿,并把自己当过《解放日报》、《文汇报》通讯员的简历,以及写过哪些文章等,在表格里做了比较详细的注明,希望能够被分配到发挥自己写作专长的单位去。训练班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分配了,最后只留下三个人,这一天组织通知我去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到。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是共青团员,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市委宣传部是党的领导机关。领导找我谈话,说一方面是考虑到你写作上的特长,另一方面宣传部也需要青年人,这样我就从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直接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报到那天,我被分配在宣传部文化艺术处,处长是丁景唐,我就在丁景唐领导下成了文艺处的干事,这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份的事。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到了宣传部文艺处,党组织却很信任我。在党的高级领导部门工作,首先分配给我的具体任务是检查报刊上的文章,从中找出问题。我记得我检查的第一份刊物是上海市的《群众文艺》,看看其中存在什么问题。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当时柯蓝主编的《群众文艺》刊物,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过以后,把这份刊物上的文章内容有哪些不妥,句子有哪些不通,文字有哪些错别字,标点用错了的地方,等等,详细地写了一篇汇报,交给处长和处里其他人审阅。当时处里有一位老同志叫汪震宇,他看了我的汇报后对处长丁景唐说:“这个徐景贤蛮厉害的。”他认为我一个小青年,看了《群众文艺》以后,居然能写出一大篇东西来。我听了很高兴,同时觉得在这里工作使我得到了锻炼,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让我系统地阅看报刊,从中发现问题和指明失误。
  在领导机关工作,很快就暴露出我的幼稚和局限性。我是直接从学校来到党的首脑机关的,没有任何基层工作的实际经验,不知天高地厚。当时市委第二书记刘晓的夫人张毅也在文艺处工作,有一次,她听到我给文化局打电话,我在电话里用了“责成”这个字眼:“这个工作责成你们一定要完成。”张毅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刺耳,在处里开会时提出来:“小徐给人家打电话,怎么可以用责成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带有一种命令的口气,很不妥当。”这个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一九五一年到机关,实际年龄不到十八周岁。十八岁能够调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又跟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致,我很自得。在机关里也给报刊写一点文章,比如在文汇报发表《正确认识团是党的后备军》一文,当时自己只是团支部书记,连共产党员都不是,但那篇文章却是教育广大团员怎么样正确认识自己是党的后备军的。实际上,写这样的文章与自己当时的身份是很不相符的。身在党的领导机关,又用这种口吻写文章,说明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给下级单位打电话时就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
  一九五三年,因为我在党的机关工作比较积极,又是团支部书记,党组织开始考虑发展我入党。同年六月,我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入党介绍人是丁景唐和徐啸,他们很慎重,专门到我家对家庭出身、父母情况进行过调查。发展我入党后,我有点忘乎所以,进一步产生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入党不久,宣传部组织工作队到大隆机器厂搞民主改革,由处长高原带队,我是工作队成员。工作队里几乎都是正式党员,只有我是预备党员,但是党组织很信任我,在大隆厂的民主改革和建党的过程中都把我当党员骨干用。一九五四年七八月,在我预备期满一年后,宣传部总支开始讨论我的转正问题。对于转正,我当时很不认真,也很不严肃,按理每个人在转正会上都要如实地把入党一年来的表现向大家汇报,而我在转正报告中大讲自己的进步,大摆自己的成绩,对缺点则轻描淡写,结果支部会上一下子哄起来了,那天有两个人转正,前面一个人很快通过了,轮到我的时候,很多党员投反对票,不同意我转正。这一下,丁景唐也很被动,因为事先他已教育过我,在会上你要认真地做一个思想总结,给大家汇报一下,而我稀里哈拉就讲开了,从学校毕业谈到参加工作,一切都很顺利。那天晚上没通过预备党员的转正,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当时我正在与葛蕴芳谈恋爱,葛蕴芳解放以前是上海市立女师的学生,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并于一九四九年初加入共产党,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她曾在市委党校学习,后为当时任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的机要秘书,是解放以后夏衍的第一任秘书。后来夏衍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她就留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做部长室机要秘书。我在宣传部与她认识,两个人开始谈恋爱了。她看我连预备党员都不能转正,对她也是很大的打击。当时我感到她是地下党员,我现在连党员都不能转正,与她谈恋爱就大受影响了。她当时向我提出,你一定要认真改造思想,提高对党的觉悟,争取转正,我才能与你继续发展恋爱关系。
  受到这个挫折后,我认真地考虑了自己究竟有哪些需要改正的地方,以后下厂工作就比较扎实了。一九五五年,宣传部总支正要重新讨论我的转正问题的时候,“反胡风”运动开始了。部长彭柏山作为胡风集团嫌疑分子被关押审查,处长丁景唐被认为与胡风一案有牵连,连带审查宣传部里有没有类似胡风的小集团,就集中火力搞丁景唐小集团,把丁景唐身边的人都审查一遍。我因为是被丁景唐发展入党的,也被当作审查批判对象,有一段时间没分配我工作,为此我一直很惶恐。后来,决定把我调到上海市文化局审查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跟着束韧秋工作,他后来担任新民晚报总编辑。这个工作结束后,我被调到市委文艺工作部,一九五六年,文艺工作部下设社会文化处,束韧秋任处长,我是干事。同年六月,我才转正为正式党员。
  到文艺工作部后,我有机会认识了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文艺工作部的部长,下面还有几个副部长,我作为干事虽然跟他接触不是很多,但感觉他对文艺工作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柯庆施设文艺工作部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所以把文艺处从市委宣传部划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部,下设文学处、艺术处、社文处、干部处等,由张春桥主管。到文艺工作部以后,我深感自己的学历不足,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太少,我就向领导提出要求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函授学习,每周还要有两个半天到校听课,我先后听了徐震锷、程俊英、施亚西等老师的中国古典文学及作品选读课,得益不少。文艺工作部成立后,搞了一段时期政治运动,如反胡风,搞大批判,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思想等,时间不长,张春桥担任部长也不过一年时间。一九五七年,文艺工作部被撤销了,我再回到市委宣传部。主持宣传部日常工作的先是谷牧,后是石西民。我在石西民领导下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写作实践
  一九五七年,我在宣传部文艺处写了一篇文章:《破教条主义的戒,开群众文艺的花》,发表在群众文艺刊物《演唱》上。文章发表后,正好“反右派”开始了,《演唱》刊物上登了两篇批评我的文章,说我的文章中“破教条主义之戒”等言论象右派说的,搞得我很紧张。处里当时也对我进行批评,说你怎么写这样的文章。当时处长任干、章力挥等在上海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过一个发言,对文艺工作中党的领导也提了一些意见,他们当时正忙着检查自己言论的不当。外界对我的文章进行批评后,他们才跟着批评了我。我这篇文章如果是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写的话,一定会被划成右派,后来没有把我划成右派,我想可能是因为处长们忙于检讨自己,我这篇文章的错误性质与他们的发言相比又好像轻了一些。所以我在反右运动中以挨批评过了关,但这件事在我思想上造成一个错觉,即无论如何一定要学姚文元,写文章的姿态要左。姚文元当时总是写批评别人的文章,我感觉到自己要在写评论文章时站住脚,就要走姚文元的路子:站在每次运动的前列来批评别人,只有以左的面貌出现,才能被领导视为革命左派。因此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批评右派言论的文章,即批判沈雁(记者沈涯夫)在解放日报上的右派言论,后来我得知,沈雁被划成右派并被流放到青海去了。这是我当时以文章伤人的一例。
  我除了写一些评论文章外,还想写出一点好的文学作品,觉得这样影响才大。一九五八年,党号召大家搞群众创作运动,大写民歌,人人写诗,后来发展到发动群众写散文、小说、剧本等。那时我被临时调到上海作家协会群众创作办公室工作,群众写的小说、剧本等都送到群众创作办公室,当时有一个剧本叫《香飘万里》,通过群众创作办公室的帮助准备拍电影,还有老干部朱道南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是经过群众创作办公室帮助后出版成书的。当时我既组织过群众文艺,又辅导过群众创作,还负责编过《上海民歌选》,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连续编了三本。当时我认为,既然我编过书,又辅导过群众创作,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动手来写呢?我决心自己动笔写一部作品。在我的生活经历中,解放前的交大学生运动对我的影响最深最大。在交大,象穆汉祥烈士这样的大哥哥带着我们搞学生运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搞民主夜校,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我觉得写学生运动很有特点,就请了十天创作假,一口气写出了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最初的名字叫《黄浦江畔的风暴》,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一九五九年写成,一九六零年连载,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上海文学》选载了部分章节,接着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时改名为《党的儿子穆汉祥》。由于当时党很强调革命传统教育,共青团上海市委组织了“红旗读书运动”,团市委书记陈启懋还在报上写了推荐文章,这本书被列入“红旗读书运动推荐书目”,并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量很大,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部作品于一九五九年完成,上海作家协会就发展我成为会员了。宣传部长石西民看到了我的书,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里面有一篇《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提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石西民看到毛泽东如此高度地评价解放前的学生运动,就来找我,说你能不能把这部《党的儿子穆汉祥》改编成电影剧本,配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我当然很高兴,他还批准我请了较长的创作假。石西民的妻子吴伟是海燕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她向我约稿,决定把原作改编成电影剧本后让海燕电影厂拍成电影。他们还物色了上海的老作家于伶参与剧本改编,于伶写过电影剧本《聂耳》、《大李、老李和小李》等,解放后他受潘汉年、杨帆案件牵连,一直没有受到重用,以生肝病、身体不好为由,在家里休息。他在剧本创作上很有经验,所以海燕电影制片厂指定于伶和我一起合作,把《党的儿子穆汉祥》改成电影剧本。后来市委文艺处的副处长章力挥对这个题材也有兴趣,于是三人一起改编电影剧本,由我执笔,起名《曙光在前》,一九六三年剧本完成,在《电影剧作》上正式发表。
  这个剧本原本要拍成电影,后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大写解放以后的十三年,他批评当时的创作题材里洋、名、古的东西太多,要大写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这样一来连写革命烈士的作品也吃不开了。电影厂把它搁置下来,调过头去组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的作品。当时柯庆施看中了话剧《年青的一代》,这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写的初稿,基础比较好。为配合大写十三年,一九六四年底举行华东话剧汇演,华东各省市都要拿出作品来,柯庆施就决定把《年青的一代》作为上海的重点,调我和章力挥去帮助陈耘修改《年青的一代》。在这过程中,周总理也看了这部剧本,把剧本中林育生念父亲遗言的一段亲自作了修改。那个时候创作都要强调领导、作家、群众三结合,领导都是直接抓的,柯庆施亲自抓,抓得很紧,甚至在剧本的排练过程中,柯庆施听说主要演员曹雷(饰演林岚)扭伤了腰,还当场派车要我送曹雷到华东医院请推拿专家治伤。
  这个剧本是我们三人合作的,主要的作者还是陈耘,在原作的基础上,我们修改后上演,获得了全国话剧优秀作品奖,华东话剧汇演上也得奖了。接着就改编成电影,由张春桥亲自抓,拍成后在全国发行,影响越来越大。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直接管文艺,抓一些重点创作,他是柯庆施的所谓不管部部长,帮柯庆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自从石西民调北京文化部以后,张春桥又兼任宣传部部长,我两度在他领导之下工作。
  张春桥对我比较欣赏,他当了宣传部长,我写了文章送他审查,他总是顺利通过。我除了写文艺评论、剧本外,还给报刊写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当时觉得哪个地方可以体现领导意图,我就紧紧跟上。比如当时柯庆施称赞科学家彭加木的事迹,树立彭加木为标兵,我就马上去访问彭加木,当然这些都是业余写作,由于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有便利的条件。访问他以后,我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似火》,发表在《萌芽》杂志,后来又收入《萌芽》丛书,影响很大。由于我在上海文学界比较活跃,市委就提名我和黄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青年文艺工作者访问越南,到战火纷飞的前线去,还受到了胡志明主席的接见。
  一九六五年,我把写过的散文、报告文学集中起来,又出了第二本书,以《生命似火》为书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文艺界已经受到很厉害的冲击,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已经下达了,文艺界其他人都岌岌可危,纷纷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检查自己跟“裴多菲俱乐部”有什么关系等等,我的书却能够出版、发行,这充分证明我已经成为上海文艺界“左派”中的一员。这些写作成果也为我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班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杂志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
  这些写作班子中较有影响的如:“丁学雷”、“罗思鼎”(均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梁效”、“柏青”(清华、北大写作班子的笔名)、“初澜”、“江天”(文化部写作班子的笔名),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班子)、“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等等,连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在空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
  如今,对于当时全国各地的写作班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现象,追本溯源,作一些分析回顾,对了解这一段历史是颇有意义的。
  
  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的背景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于一九六四年,虽然不算是全国写作班子的始作俑者,但也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领头羊”。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本文着重剖析的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而不是文革时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这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当时撰写各种批判文章的写作集体,后者除了担任大批判写作任务外,又成了夺权以后的权力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市委宣传部的职能。剖析文革前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怎样揭开的?遍布全国的“革命大批判”是如何形成的?“笔杆子”是如何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立,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一九六零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把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至一九六三年止,总共写出了九篇著名文章一一“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另有陈伯达、乔冠华等人参与部分工作,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组织这样的写作班子,目的是为国际反修斗争服务,以后又投入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一年,剧作家孟超创作的鬼戏《李慧娘》上演,杂文家廖沫沙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为鬼戏辩护,毛泽东看后提出了批评。一九六二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小说《刘志丹》美化高岗,提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观看京剧《李慧娘》,作出了要对“鬼戏”进行批判的决定。同年二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张春桥,提出要“破”,要批判《海瑞罢官》、《李慧娘》等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戏剧;同时要“立”,建议改编沪剧《红灯记》为京剧。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点名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这一年的五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一九六三年七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一九六三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了在上海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了“大写十三年(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二)”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江青对柯庆施的举措赞赏有加,她对张春桥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基地’。”
  果然,根据毛泽东和江青的意图,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文章经张春桥修改后,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笔名是柯庆施取的,寓“两枝大笔一挥而就”之意。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立经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柯庆施呈送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又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此时,即将展开的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九六四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五百多名理论队伍及文教系统的各级领导,复旦大学到会的就有三十多人。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斗争,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一是抓成立《未定文稿》编辑部,二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未定文稿》是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重要内部刊物,面向华东各省市组稿。《未定文稿》先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主编,后由张春桥任主编,周原冰任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由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庞季云担任,姚文元、金冲及、沈竹、钦本立(后任《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等任副主任。专门物色华东六省一市的笔杆子,撰写批判意识形态领域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大块文章,先在《未定文稿》(我们口头简称“内刊”)上刊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在公开报刊上发表。
  至于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直接负责。一九六四年初,以撰写一篇文章为任务,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先后曾组建过文学、经济两个写作班子。到四、五月间,这两个写作小组的任务完成,小组成员下厂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后,石西民把我和当时文学研究室的主管叶以群找去,告诉我们,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并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以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斗争实践的。
  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南京大学中文系)、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至于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文学组人员陆续到位后,随着文艺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中央文化部向所属的电影局、电影厂派驻工作队和工作组,开始揭露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的问题。中宣部决定在文艺界首先开展对“毒草”电影的批判。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在原定要批判的第一批“毒草”影片中又加上了《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等。市委写作班文学组面临着撰写大量重点批判文章的任务,由于人手不足,决定再从上海电影系统调集“笔杆子”,他们是《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杨振龙,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蔡建平、赵志强、范维珩等,在丁香花园又成立了一个电影组。“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例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逢国内大批判打响,我们就动员他和文学组一起撰写批判文章;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汤大民,当时是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带教的进修教师,也被调来撰写批判“毒草”片的文章。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的胡锡涛,当时已调任“内刊”文学组干事,在“战斗”打响之前,也由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安排撰写批判《早春二月》的重点文章。借调来的作者还有戏剧家协会的王一纲等。市委写作班文学组的全盛时间,总共有二十多人。
  历史组的成立时间,比文学组还要早一些,成员有金冲及、朱永嘉(他们两人都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分别担任过复旦大学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和历史系总支的领导工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等。早在复旦时期,他们就组合起来撰写过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了石西民的注意。然后由《内刊》向他们约稿,要求撰写一篇批判俄国老沙皇对华扩张、侵犯我国疆域的文章,配合反修斗争。《内刊》为了便于讨论、修改文章,索性把他们调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上海丁香花园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大节、气节、晚节》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历史组最初由金冲及任组长,后因北京中央文化部整风深入,周扬已不能担任文化部的领导工作,中央决定调石西民去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临走时需要带“笔杆子”,就把金冲及一起调去北京,上海就由朱永嘉接替金冲及担任了历史组的组长。一九六四年,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以后,历史组统一归写作班领导。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导管理也比较松懈。比如叶以群当了文学组组长以后,强调作家协会那边工作忙,自己要看《上海文学》刊物的稿子,又要写评论文章,没有空到丁香花园来,就让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王道乾有时来关心一下,但也只能蜻蜓点水。我的党员组织关系还在市委宣传部,不便对文学组外来的党、团员指手划脚。所以,当时由组织比较严密的华东局“内刊”党支部一并管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团组织生活。
  有一次,南京师范学院来的汤大民和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互相开玩笑,他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了“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某一天,周原冰郑重其事地来到了写作班文学组所在的丁香花园东楼,把大家召集起来作了一次训话,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等等。大家只好听训,不敢出声。
  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的张春桥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写作班的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合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市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我担任写作班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于是,写作班的党支部进一步扩大了,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
  写作班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直接布置,选题和文稿也由书记确定和审查。写作班的党团员组织生活,则由市委宣传部总支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总算正式确定了。当一九六五年初姚文元来到了市委写作班以后,成了写作班最重要的人物,我们又全力以赴,配合他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市委写作班的“写作”程序
  
  当时,上海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确定的,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各地不得擅自发动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擅自提名。
  一九六六年六月,在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开发表以后,上海市委为了争取主动,发动对上海市党内党外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批判,包括批判贺绿汀(中共党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周信芳(中共党员、上海京剧院院长)、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均为历史学家、民主人士)、王西彦(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民主人士)、瞿白音(电影局副局长、《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的作者)、李俊民(中共党员、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等,都是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处讨论后作出决定,把他们定为“牛鬼蛇神”,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在六月十日召开全市大会予以宣布并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的。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例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批判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口号时,首先要找到当时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和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汇编成册,还把刘少奇为这场争论所作的总结文章也编进去了。
  为批判周扬的需要,写作班把周扬在过去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文章,包括在延安所写的文章,以及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几篇作品,全部编印成册,以此作为批判用的“弹药”。我曾在汇编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周扬在延安的反党铁证》一文,大量引述了原文加以批判。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及《燕山夜话》,还分类摘录了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存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
  例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人士写作。这些社会作者也都是和报社经常有联系的“左派”人士,分布在各高等院校、各文艺协会、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各所及市委党校等单位,大都是年轻作者。
  选题拟定以后,就要给写批判文章的作者提供条件。象批判“毒草”电影时,除了提前给作者专场放映“毒草”影片以外,我还专程去北京,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借阅资料,调看夏衍、田汉等人三十年代创作的影片《狂流》、《三个摩登女性》等,以便让作者们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时深挖这些“祖师爷”们的老根。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我、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其他的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
  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由领导写作班的市委书记直接审定。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领导的张春桥、杨西光审定。有时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
  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有时一天要到市委写作班来回好几次,他们为了要赶速度,是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的助动车)送稿样的。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的过程中,写作班的几个青年作者心里痒痒的,纷纷轮流骑上车,在写作班的院子里蓬、蓬、蓬地学开两用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来往之密切。
  
  市委写作班的文章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狠抓阶级斗争的产物,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要在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最高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班这个名称,就是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心中都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笔积极投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这一点,从写作班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除了写大块文章的姚文元由领导决定用真名外,其他的人写文章,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概用笔名。写作班文学组的重点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重点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思想文化界的人一看署名“丁学雷”、“罗思鼎“的文章,就知道这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的声音。大批判文章的语境也是居高临下的、以势压人的、主观武断的、不容置疑的,而不是平等的、探讨的、说理的、商榷的。这种学风和文风,正是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特殊文化产物。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到文革期间的市革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用过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除了“丁学雷”以外,有的集体文章要另起笔名,我曾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我又给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
  因为写作班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又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完稿、定稿,其间往往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所以,现在要来回顾哪一篇批判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象后来市革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十一个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比如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以后,姚文元又在武康路二号写了一篇批判“清官”问题讨论中的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奇妙的逻辑一一录以待议》;接着,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文汇报上又发表《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一文,狠批历史学家李平心。两篇文章都以“伍丁”作为笔名。当时姚文元正和写作班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大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所以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这就是“伍丁”笔名的来历。因为“伍丁”出手太狠,在文章中给李平心扣上“反共老手”的政治帽子,使李平心不能承受这样沉重的政治压力,以后又接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批判,就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了。姚文元还曾给文汇报写过几篇批判文章,他说:“毛主席庐山仙人洞诗中有‘暮色苍茫看劲松’的句子,‘劲松’这两个字含义很好,就用劲松做笔名吧!”文章发到报社去,除了我们以外,只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一个人知道,他把“劲松”文章发在显著地位。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我们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在市委写作班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我们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锋,而且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思想战线前沿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那么,写这样一类文章怎么还能要稿费呢?于是,从写作班一九六五年迁到武康路二号之后,我们就通知报社停发我们写作班的稿费,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
  从上海和全国来讲,解放以后取消过两次稿费: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报刊都取消了对所有作者的稿费,但到一九六二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后,随着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稿费又恢复了。第二次全国和上海废除稿费制,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但我们写作班早在文革之前就提出不要稿费了,表示我们最“革命”。而且我除了在写作班提倡不拿稿费以外,还和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章力挥商量,把我们三人合作的得奖话剧《年青的一代》的出版稿费,总共人民币一千二百元全部上缴。当时的一千二百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因为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八十二元五角。
  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看到我们夜以继日,写作很辛苦,就让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来找我,说是要“慰问慰问写作班的同志们”。怎么慰问呢?烧几个好菜。当时我们不管在丁香花园或是在武康路二号,大部分人员住集体宿舍,而且没有自己的伙房,一日三餐都是从延安西路市委伙房装上黄鱼车用棉被盖住拖来,让大家自掏腰包买饭票吃饭。李家齐秘书长觉得过意不去,就用我们上交的稿费,犒劳我们,要延安西路市委伙房的大师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鳜鱼、脆皮鸭子等,送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厅里,放在几张乒乓桌上。我把写作班各组的人员全部召集拢来,把姚文元也请来,共同聚餐,皆大欢喜。



解剖我到写作班时的心态
  
  当初上海市委决定成立写作班,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决定从宣传部调我去写作班工作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兴奋的,因为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党的领导的重视,而且觉得自己这几年走的这一条写作道路走对了。
  一九五一年我到市委工作时还不满十八岁,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了几年之后,深感党内的论资排辈和等级思想非常严重,象我这样的年轻干部,又是解放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在党的机关里脱颖而出,简直难上加难。我曾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平羽的秘书孙锡钧议论过:象我们这样有点“志气”的人,能不能做到:二十岁当干事,三十岁当科长,四十岁当处长,五十岁当部长,六十岁当市委书记。两人估量机关的形势后,一致认为:不可能!因为领导机关里“老资格”太多了:有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有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这个阶段还分“三八”式的(抗战前期)和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抗战后期),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和上海的地下党员,在机关里比比皆是,大量的人只能当一般干部。每次提拔干部,都要“论资排辈”;住什么房子,吃什么灶,甚至连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职务,按级别,不得逾越。所以象我们这样解放后参加工作的新干部、新党员即使自认为有能力,有才干,但想要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我选择了从事写作的道路。
  在党的领导机关里要从事写作,从组织上说是不鼓励以个人名义写东西的。首先要求你的写作应该和工作结合起来,我作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平时要写情况反映、调查报告、工作总结、报刊述评……还有就是为领导写各种各样的文章和发言稿。例如我们曾为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起草《上海民歌选》的序言,为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石西民撰写《上海新儿歌选》的序言。此外,我还得接受有关领导布置的写作任务,比如: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陈其五,要我为他起草评论上海文艺创作倾向性问题的文章,刊登在《上海文学》刊物上;宣传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党委书记杨仁声,要我为他撰写综述上海电影创作的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用了他们的名义,报刊寄稿费来,有的领导(如柯庆施、石西民)把稿费转给我们,有的领导则请我们吃一餐饭,还有的领导竟然署了名还收下了不应属于他自己的稿费,我们也都无话可说。
  在完成上述工作任务之后,自己当然也可以用个人的真名实姓写一些文章,但由于我们在党委机关工作的特殊身份,即使个人写文章,也要经过领导审查同意,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例如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号召全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更要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当时巴金是文学界的权威,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法斯特的悲剧》,对写过著名小说《斯巴达克思》的美国进步作家法斯特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一事,表示了惋惜和同情。我当时认为巴金的观点和感情是错误的,就写了一篇长文《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实际上以商榷为名,批判为实。但对于象巴金这样一个党外知名人士能不能进行批判,我没有把握,估计报社也不敢登。我就把文章报送石西民审查,石西民阅后同意发表,并在送审稿上签名,经过领导批准,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文汇报就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长期以来,在从事写作的过程中,我深受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熏陶,在意识深处,时时、处处、事事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让自己的笔杆子听从党的指挥,要为“舆论一律”做出自己的贡献。所谓党的指挥,具体来说,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令,就是中宣部的指示,落实到上海,也就是柯庆施的讲话和上海市委的精神。我看张春桥当时为柯庆施起草文章和报告,就是这样做的。姚文元写文章,更是亦步亦趋:在一九六四年华东话剧汇演期间,柯庆施看了戏,认为安徽省选送的表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话剧《毒手》,是一枝大毒草,姚文元得知后马上写了长篇文章加以批判;柯庆施认为南京军区参加会演的话剧《第二个春天》是个好戏,姚文元又写了一整版的文章加以赞扬。我们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完全以贯彻领导意图、揣摩领导思想、紧跟领导精神作为我们写作的基本信条。
  不过,体会领导意图也有体会错了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各条战线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对党的文艺政策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意见。谁知道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有人就撰文批评我的“右倾言论”,差一点被划成“右派”。这段经历使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让我得出了一个教训,就是:左比右好,教条主义反不得;领导上提倡左,我写文章要比领导更左;“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这是我长期以来的认识。我暗自思忖,要向姚文元学习,他解放初期就在《文艺报》上批判上海的滑稽戏《活菩萨》,以后又在反胡风斗争中批判胡风等人,直至在反右派中写了大量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我要象他那样,要始终高举批判的旗帜,自觉成为党的喉舌和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
  这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所及,不但深入写作者的灵魂,而且渗透到几乎每一个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厂、剧团、学校和各个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单位,这些单位的党的领导者都要诚惶诚恐地打听领导意图,揣摩领导精神,据此指导自己的工作,严重地扼杀了自由思考和独立精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次次阶级斗争,由于一个又一个的大批判运动,造成的后果是:完全听命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级组织的指示和号令,谁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这种思想文化影响深远,我认为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思想基础。
  至于我自己在反右派的后期,接受了“教训”,马上调过头来,一连写了好几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左些,再左些”,决心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阵营这边。除了写评论文章,在文学创作方面,我也决心坚守革命题材,我写出了讴歌革命烈士的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出版后被列为上海“红旗读书运动”的必读书。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写出了话剧《年青的一代》的初稿,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又把文艺处副处长章力挥和我调去,合作修改剧本,正式发表、出版、上演并拍成电影,风靡全国,并得到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创作奖。我还写了一批散文和报告文学,结集出版了《生命似火》一书,在后记里我这样写道:“党一再教导我们:要把笔当作枪刺,毫不容情地对资产阶级的腐朽势力和反动思想进行猛烈的射击;要把笔当作号角,永不停歇地为无产阶级的英雄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吹奏嘹亮的壮歌!”这就是我和“右倾”思想的决裂宣言;这就是我在1965年文革前夕的写作誓言。
  当时有人见我既搞创作又写评论,就骂我是“两栖动物”,我对姚文元说:“他们越是这样骂我,我越要用十八般武艺和他们斗!”经过多次思想战线的斗争,我感到像姚文元这样专写评论,更能直接地贯彻执行党的意图,更能尖锐地揭示资产阶级腐朽势力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所以我对写作评论文章格外重视起来,撰写了多篇批判文章,加重了天平的这一端。这次市委领导正式把我调到写作班,委我以重任,我觉得这正是对我的左派地位的确认,是对我的高度信任,因此我当时的心情是愉快和兴奋的,我摩拳擦掌、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斗。
  以后,我追随张春桥、姚文元,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积极投身文革,卖力参与上海一月夺权,直至身处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高位,是和我在上海市委写作班这一段经历紧密相连的,是和我长期接受共产党的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形成一套根深蒂固的极左世界观密不可分的。
  
  结 束 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我列为江青集团的重要骨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当我从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跌落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炼狱”底层以后,坐在潮湿的水泥地上,握着冰凉的铁栅栏,我终于要独立思考,对人对事要有自己的见解了。我们曾经努力地去响应和实践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在毛泽东的统帅下,姚文元成了全国的舆论总管,我则成了上海的舆论总管。我所信奉过的“一言堂”,我所向往过、鼓吹过的“姚文元道路”,实际上是一条文化专制主义一统天下的道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管辖和控制下,人们往往“以言致罪”,“以文致罪”;在社会上只能“舆论一律”,只能听从“最高指示”,只能容得下一家之言,不允许有自由思想,不允许在媒体上存在不同的声音,更不允许批评领导人。当时许多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容不得言论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真是愧对“老祖宗”了!
  我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



第三章        红卫兵运动对我的冲击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上海也跟着乱起来了。六月十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公开点名批判八名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接着,各单位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挨整、遭受批斗,社会上的抄家、打砸抢成风。
  张春桥、姚文元去了北京,临走前,张春桥把上海市委写作班交给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领导。可是,因为复旦大学运动的兴起,杨西光分管教育卫生系统,忙于处理复旦大学的事务,就顾不得我们这边的工作了。我记得,这段时期他也曾和我一起到《解放日报》、《文汇报》去为几篇重点文章定稿,但总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感到他的日子比较难过。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
  
  我们写作班随后写的一些大批判文章,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斗争方面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红卫兵就开始南下串连。陆续到达上海的有大学红卫兵,也有中学红卫兵,都是自发的,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到上海后散住在各个学校,并到市委上访,要求了解上海市的运动情况。市委成立了专门的接待站,也指定写作班派人参与接待,我就同意把从华东师大选来的写作班文学组成员王绍玺,调去担任红卫兵接待站政宣组的组长。我自己也常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到接待站去接待北京红卫兵。
  当时,上海市委对外接待的基本口径是: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因而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煽风点火,市委就布置我们以这样的口径对外接待、宣传。我以写作班笔名“丁学雷”的名义接待北京红卫兵的时候,总是强调上海市委领导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有本质的不同。上海市委也乐意利用写作班作为应付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挡箭牌。市委办公厅还要我安排写作班的成员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大门口去值班,历史组的人值上午班,文学组的人值下午班,有的人还要值通宵班,挡住来势汹涌的红卫兵。
  可是,这样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市委大门口就越来越乱。北京红卫兵传来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们主张对上海市委也要“炮打”。他们说: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以后自然会有结果。可是上海市委组织了大批工人和农民到市委延安西路大门口,和北京红卫兵展开大辩论,上海一方的观点是: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的上海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不应该“炮打”。双方各执一词,争论非常激烈。
  我们守在市委大门口,和上海工人持同样的观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的学校等基层单位串连,认为上海的运动是捂盖子,和前一阶段的北京情况相仿,因此强烈要求上海市的领导人接见表态。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市委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到场,和三千多名北京红卫兵见面。曹荻秋的讲话刚刚结束,北京红卫兵就冲上台,指责市委把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见面会变成了声讨会。八月三十一日,北京红卫兵的代表来到延安西路市委大门口,要求市委单独接见,履行昨天大会上的承诺,双方发生了冲突和争执。北京红卫兵越聚越多,坚持了好几天,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发生的这一事件,有一位直接指挥这次活动的当事人,在二零零五年八月当面找到我,向我详述了事件经过。他姓孙,当时是来沪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这一组织的红卫兵。为了力求保存事实的真相,我把他的口述内容记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我在北京航空学院读四年级。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以后,我以“北航红旗”红卫兵的身份,到上海串连。我们感到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要求面见当时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可曹荻秋就是不见,我们就在市委大门口静坐。
  从九月一日到三日,市委门口北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有大学的,有中学的,都来声援我们。市委调来了许多工人队伍、农民队伍,把我们包围起来。有的老工人、老农民还哭着劝说我们,说解放以后亏得共产党,才使他们翻身得解放,要求我们把队伍撤走,不要为难上海市委。到后来调来的工人队伍越来越多,有几千人,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和我们辩论,指责我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还发现背后还有市总工会的领导和区委书记等到现场指挥。他们把我们当作“洪水猛兽”,不让我们吃饭,甚至不让我们大、小便。我们晚上睡在马路上,躺在大雨里,坚持不散。
  在形势最严重的时候,我设法挤出包围圈,这天晚上,我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以及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彭小蒙三个人在南京西路静安寺的一个转角上碰头,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贺鹏飞说他要乘飞机回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向江青阿姨汇报上海市委的情况,只是我们几个人身边都没有钱,没法买机票。贺鹏飞就说附近有一个有钱的资本家,去抄他们的家,抄到了钱买飞机票赶回北京去。我们就分手了,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去抄了家,怎样回了北京的。
  我返回到上海市委大门口,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越来越激动,他们主张冲进去,我不主张冲。市委的值班人员看到我是领头的,就把我请进市委机关办公室,拿出很多面包请我吃。我坚持要求曹荻秋接见,遭到拒绝。我回到马路上告诉大家上海市委的态度,这时已经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了,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按捺不住,就集体往市委机关里冲。机关工作人员拼命阻挡,当场发生了冲突。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皮带冲了进去,有的还一直冲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树起了旗帜。这件事震动了全上海,这就是所谓冲击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红卫兵打、砸、抢和“漕溪北路事件”
  
  上海市委在这段时期不断向中央发电报,指责北京红卫兵太无组织,搞乱上海,冲击市委,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市委还组织老工人、老劳模象杨富珍等人联名向中央发电报,因病一直处在幕后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又直接多次向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反映北京红卫兵来沪的情况。接着,上海市委就张贴出了大字报,说周总理在电话中表态:“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于是,又一次引起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激烈争论。
  关于周总理的电话真假,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到北京参加中共“九大”时,在预备会议上见到周总理,曾经当面询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周总理回答:“我是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因为当时它毕竟领导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嘛,但我决没有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因为谁都犯过错误,连我都犯过错误。怎么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就不能接受群众的批评呢?”
  结果,“周总理的电话”仍阻挡不了来势汹涌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的党政机关。在上海市委的一再要求下,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决定一方面组织各地红卫兵上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和检阅,另一方面决定有组织地安排北京红卫兵去外地串连。于是,就在九月十日由国务院组织第二批红卫兵来上海,人数达几万人,其中很多是干部子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扬言:“这批红卫兵是来保上海市委的!”
  这批红卫兵统称“南下兵团”,分成十几个中队。上海市委对他们的到达非常重视,专门派车队迎接,由摩托车开道,一路十分威风。他们一到上海,就大肆宣传“血统论”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市委安排他们到各区、县,为他们召开座谈会。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上海怎么批判牛鬼蛇神?怎么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怎么抄家?有哪些成果?等等。总之,他们的矛头大都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
  同时,上海本地的一批红卫兵也和他们结合起来,有些高干、军干子弟闹得很凶,象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带着一批红卫兵,穿着长皮靴,开着摩托车,挥舞着皮带到处打人。市委怕北京红卫兵把火烧到自己头上,不敢管束他们,乘势尽量把他们引到社会上去。而这批来上海的红卫兵有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也不会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对准自己的叔叔、伯伯们,因为要保护他们老子的利益。这样,掌权者和红卫兵双方都把火力集中用来对付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红卫兵在上海以破“四旧”为名大搞抄家和打、砸、抢,在南京路、淮海路等随意打人,造成一个所谓“红色恐怖”的局面。
  我很反对红卫兵打人,就组织写作班历史组和文学组的成员写大字报,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写完后由王知常、朱维铮等人连夜张贴到北京红卫兵居住比较集中的黄陂路等处,向他们作宣传。这批红卫兵在上海闹得天怒人怨,市委不得不再次向中央反映,中央就趁国庆节到来的机会,通知北京红卫兵回去过国庆,这总算使上海在国庆节前后又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北京和外地红卫兵在上海的打、砸、抢行为,还酿成过一起“漕溪北路事件”,出了两条人命,引起上万人的围观和辩论,市委不得不派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前去处理。漕溪北路是在上海徐汇区的一条马路,聚居着很多居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有八名外地红卫兵,都是军干子弟,有几个是师长、团长的儿子,来到上海扬言要整“牛鬼蛇神”。他们闯到漕北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报,看到大字报上点名批判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张炳生是“反动资本家”(实际上张只是小业主),又以张的儿子张俊发在工作单位天马电影制片厂表现不好为理由,找到派出所民警和里弄干部,要求提供材料,并直接上门“教训教训”这一对父子。然后,他们就闯进张家,严刑拷打张炳生父子,把他们两人活活打死,还砸烂了屋内的家具物件。这一事件激起了众怒,有上万人天天围堵在漕溪北路抗议、辩论、贴大字报。市委怕局面失控,赶紧派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前去平息事态,并派市公安局林德明副局长配合我。
  我到漕溪北路天福里现场去调查的时候,只见这一条老式的石库门弄堂内,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激动地议论,有的指责打人者手段残忍,有的埋怨里弄干部向红卫兵提供了材料,还有的责备派出所严重失责。为了平息局面,我们决定先由公安局对打人者和有关里弄干部、民警采取保护性拘留措施。但是,事态还是无法控制,在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的策动下,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漕北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万人大会,从此在上海刮起了一股批斗里弄干部之风。一直蔓延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之后,我要文汇报发表了《不准批斗里弄干部》的社论,才算把这股风煞住。漕溪北路事件中的打人者后来也移交给原籍公安部门处理。
  我当时的政治态度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市委的领导,市委也很重视写作班所能起的特殊作用,特意安排我出席全市的国庆招待宴会,还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在十月十九日文化广场举行的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国庆节期间,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找我,说市委决定从写作班派一个人到北京去,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常住在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专门负责搜集中央首长的讲话和北京市的运动情况,及时反馈给市委,供市委作决策参考。由于历史组朱永嘉在《海瑞罢官》批判期间和张春桥、姚文元较为熟悉,最后市委决定派朱永嘉前去担当此任。



我成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随着运动的发展,市委分配给我们的额外任务,把我们推上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例如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上海市文艺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都起来了,他们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要求市委领导到场,可是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都推诿不去,叫我代表市委去。那些造反派见市委领导都避而不见,怒气冲天,就拿我当作批斗靶子。市委派车送我到文化广场,可一进了会场,我就变成了对立面,被推搡到台前。他们揭发市委的问题,要我站在台上听,还要我表态,结果我成了整个批判会的“斗争焦点”。他们说:“丁学雷,你是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市委把你送到这里来做挡箭牌!”我想:这话不错,我真成了一块到处替市委抵挡群众运动的“挡箭牌”了。
  电影厂的造反派在大会上给我拍照示众,手里拿着拍电影的聚光灯,把灯具放在我脚下的地板上往上打光,拍出来的照片使我的脸拉得很长,脸上还有一团团的黑影,显得很丑陋、很恐怖。他们后来还把这些丑化我的照片拿给我看过。我心里直埋怨市委领导,觉得自己是代人受过。造反派还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造反是有理的,我一个小小的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没有得到授权,既无法承认他们的组织,又不能批经费,更不能签字,什么任务也没有完成。他们轰了我一通,把我批判一番,就打发我回去,我心里感到十分委屈。
  回到市委,见到市委书记们、常委们,一个个苦着脸坐在康平路小礼堂里,惶惶不可终日。这里、那里,各条战线都要开批判会,都指名要他们去。我感到,他们的日子固然难过,我自己又何尝好过呢?从前我们在写作班参加“战斗”的时候多么光荣,能够完成一项又一项的写作任务,能够直通中央,到现在怎么变成了这种状况?所以,有相当一个时期我的心里非常苦闷,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我很想直接听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对于北京传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始时我是将信将疑的。那时我在市委门口值班,北京红卫兵把《炮打司令部》抄成大字贴在接待站里。我很奇怪: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文章怎么会让非党的北京红卫兵带来?党组织为什么不逐级传达?所以一开始怀疑它不是真的。我也算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居然不能从正常渠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觉得不正常。但看看这份大字报的口气完全是毛主席的,我真有点晕了。去问市委领导,他们也不否认有这张大字报,而是默认了。我便认定毛泽东的大字报是真的,但奇怪它为何不在党内正式传达。我又想: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上海市委基本上总还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吧!我在思想上、感情上还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我多么想直接找到张、姚呀!
  可是,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以后,从不跟我们主动联系。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在文革中首当其冲,受到文艺界造反派的围攻,我曾为他几次解围,从造反大会会场上把他解救出来。他很感激我,对我说:“你要与姚文元多联系,多一点信息,我们现在很被动。”杨永直知道我和姚文元交情不错,让我在市委宣传部给姚文元多打电话,部长室就有保密的电话红机子,但打过去姚文元不接。多次打电话打不进去,说明姚文元不愿意听电话。只有一次,于会泳受江青之命到北京去搞京剧现代戏,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要把他揪回来,这事闹到市委宣传部,究竟怎么处理?杨永直急死了,要我以于会泳有急事要请示姚文元为理由打过去,姚文元总算接了一次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于会泳前一时期到北京,是中央要他去搞样板戏的,不要随便揪人。姚文元在电话中给于会泳做了一次证明,才避免了于会泳被揪斗。
  我想,姚文元不肯接电话,总有他的理由。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守口如瓶:江青怎么接见他?毛主席怎么审改他的文章?他从不向写作班的成员透露。调到中央以后,他更是滴水不漏。就在我为了于会泳的事情和他通电话时,他也表露过这个意思:“我这里不方便直接跟你们经常联络。”我知道那时中央政治局已经不大起作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毛泽东直接领导文革的决策机构,我打电话找姚文元,主要是为了打听中央文革的精神,他也清楚我的意图,所以对我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心里明白,因而更加不愿意多找他。
  我和张春桥、姚文元无法直接连上线,朱永嘉派到北京后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直接接触,所以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我们市委写作班成员也是我的苦闷期,日子比较难过,文章也很少写。因为报纸上登的文章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战线方面的斗争了,而是直接进入政治斗争的领域了。分管写作班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被红卫兵到处揪斗,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整个写作班单独悬在那里,所有成员除了参加学习、开会、接待、值班以外,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我还被曹荻秋叫去参加市委常委会,代他起草检讨,以应付中央和红卫兵的责询。我还没有决心和市委决裂,这一时期我成了典型的“保皇派”。
  
  我和北京红卫兵交上了朋友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以后,第三批北京红卫兵来到了上海,和第一、第二批大不一样的是:他们基本上不是干部子弟,没有“贵族血统”,而且在北京自己的学校里都经历了党委和工作组对他们的压制,后来又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支持,因而有着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来上海不是去社会上扫“四旧”、揪所谓的“老吸血鬼”,而是把矛头直指上海各级党的领导,重点批判的是镇压群众、打击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在红卫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接待北京红卫兵时,和几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了较密切的交往,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许小昆、忻鼎亮和北京大学的胡轲等人。他们比别的红卫兵要早些来到上海,早在八月份他们就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支持学生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以后又到上海文艺界、医务界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介入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和青年报社的运动,支持那里受压制的造反派。他们成立了一个“齐卫东战斗队”,写了许多《一评造反派》《二评造反派》的文章,分析全国和上海的形势,在上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中引起了轰动和争论。他们和那些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不同,他们从不参与打、砸、抢和抄家,而是经常在海关学校和华亭路一个医务界的据点里找人谈话,研讨问题。他们能言善辩而又勤于思考,很快赢得了我的好感。
  许小昆和忻鼎亮都只有二十出头,比我要小十来岁,戴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但讨论起问题来却十分认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们在红卫兵接待站遇到了我,知道我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时对我还抱有戒心,经过几次接触,发现我不是党的高级官员,而只是市委写作班的一个普通的支部书记,就和我逐步接近起来。他们约我到“齐卫东战斗队”住的海关学校去,给我看他们撰写的文章,邀我到华亭路他们的工作据点去参加辩论沙龙,给我讲述他们的南下理念。甚至还让他们身边的中学红卫兵找到常熟路瑞华公寓我的家里来,给我送各种资料。我的强烈感觉是:他们要对我进行造反的“启蒙”教育。
  我并不厌烦他们,相反我觉得他们无私、真诚,没有个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想要宣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他们告诉我: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检验一下,看他们能否过得了社会主义的关。
  我对他们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随便“炮打”,还是应该分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然我们会犯一九五七年右派犯的错误。
  他们说:今天的形势和一九五七年不同了,那时资本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共产党的政权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现在则是党的领导地位已经绝对巩固了,鉴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的教训,毛主席在“二十三条”和“十六条”中都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大演习,和反右派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根本不同。
  我说:有些地方、有些干部因为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不理解,对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的形势不适应,所以执行了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而不是一概“炮打”。
  他们说:现在的体制和机制都是保护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他们长期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还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发号施令、镇压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所以群众一起来,他们因为害怕群众,就执行了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对他们进行“炮打”,猛击一掌,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也让其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得到充分的暴露。
  我说:这样搞法岂非天下大乱了?
  他们说:对!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乱一乱,打乱原体制的阵脚,打碎它原来的一套。不然,这些领导干部一贯认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党,而且有原来体制的保护,他们有恃无恐,根本不会来理睬你。我们通过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搞得他们很狼狈,使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他们才会听你们的。大多数人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问:那末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要把社会主义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群众手里。现在群众觉悟高涨,需要通过群众帮助干部,把他们的立场转变过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文化大革命确立反修防修的机制,建立群众今后有监督领导的权利制度,建立群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大民主制度,这才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才能保证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啊!
  我感到这些大学生真会思索,真有“思想”。他们在政治上的思考比我深入,和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我至今还记得:“齐卫东战斗队”的许小昆在和我辩论的时候,目光灼灼,神态坚定,他直盯着我的双眼逼问:“你愿意做上海市委反动路线的工具,还是做一个真正和群众站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不得不垂下头来,从内心表示折服:这些年青人来到上海,白天吃着粗糙的饭食,晚上睡在教室里的硬课桌上,没日没夜地找人谈话,调查研究,鼓动群众,就像“五四”时期南下宣传的北京大学生一样。我暗自思忖:他们图些什么?他们什么也不图,他们只是想宣传他们最忠诚坚信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只是想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付诸实践。当时他们对毛泽东的学说表示无限的信仰,而我也和他们一模一样,对毛泽东的每一条“最高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
  我佩服这一些红卫兵和大学生们的踏踏实实的工作,而我也不满意一些人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指手划脚的作风,所以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奉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之命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听说了她的一系列讲话,对她抱有成见,根本没有和她见面。我宁愿到海关学校的小屋里和“齐卫东”们促膝谈心,也不愿意听“老佛爷”的喋喋不休。
  说实话,我和北京红卫兵的友谊,对我后来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确实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小昆更不会想到:就是他的一个电话,使我和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接上了头,从而引出了一场关于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大争论,直接惊动了毛泽东,并且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

第四章        我见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家里的电话铃声急骤地响起来。
  我拎起电话,是中国科技大学来沪的红卫兵许小昆打来的,我和他在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相识并有过交往。他在电话里急切地说道:“我刚从安亭回来。你知道吗,几千个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求市委接见并承认这个组织,市委不予理睬,他们就乘火车北上告状,被困在安亭车站。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同志赶到现场处理。昨天工人们已经接受张春桥同志的意见返回上海,张春桥对他们有过承诺,他们不放心,这批人现在等在文化广场,一夜没睡觉,要求张春桥见他们,但没有办法和张春桥联络。张春桥回到上海后在家里休息,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转告他安亭回来的工人们正在文化广场等他。”
  我知道在安亭发生的事件闹大了,心中也非常着急。
  
  “安亭事件”的发生
  
  安亭是京沪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地处上海市嘉定县的南翔镇附近。一个小站发生的事件怎么会惊动北京的党中央呢?这还得从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运动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在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和上海的大学红卫兵的策动下,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等人,参加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连经验交流会”,会上确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造反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据王洪文后来告诉我,在促进建立“工总司”的组织中最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派来的红卫兵名叫包炮,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成立组织可是一个敏感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总工会和各地的工会组织都由官方筹建,下属各个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决不允许有与此相并行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组织存在。因此,当“工总司”发起单位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承认这个“合法组织”并通知市委领导人参加成立大会时,市委立即向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陶铸请示,陶铸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在陕西南路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宣言》,声称“工总司”“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对于这样的组织,上海市委采取的态度是“三不”政策: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
  市委的态度激起了工人造反派的义愤,会后几千工人列队到市委请愿。那天我正好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下班,看到工人们举着红旗,排成整齐的队伍,从淮海中路折向常熟路朝市委前进。工人队伍没有呼喊口号,在沉默中前进,颇有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悲壮的意味。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倾向市委的,但看到这样一支队伍,也从内心感到震慑。
  工人们在延安西路市委等了几个小时,要求领导接见,当时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养,他们便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接见,等了几个小时,没有见到市委领导。夜深了,他们又前往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结果只出来一个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劝他们回家。他们激怒了: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我们就到北京去告状。工人队伍冲到北站,潘国平带人占领了两节客车车厢开往南京,王洪文带人登上了六0二次列车准备上北京。清晨,六0二列车启动北上,但开出不久,列车就被阻在安亭火车站,引入岔道并被上了锁。天下起雨来,工人们饥寒交迫,据缝纫女工徐美英后来告诉我,工人本来没有准备上北京,她自己脚上只穿了一双布鞋,在寒风冷雨中冻得直发抖。工人们决定孤注一掷,就在安亭铁轨上卧轨拦车,造成重大影响。中午十二点,从上海去北京的十四次列车被迫停靠在安亭。从此开始,京沪线交通全线中断共达三十一小时三十四分,上海站内三十四列火车不能开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滞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了京沪沿线的交通和生产,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铁路交通系统第一起重大事件----“安亭事件”,震惊全国,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和陈伯达都表态认为阻断铁路交通是错误的,要求工人们返回上海。
  
  陈伯达发来了电报
  
  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上海发来了电报,全文如下:
  陈伯达给在上海安亭火车站的工人的电报
  陈伯达一九六六.十一.十二
  〖直送上海安亭火车站〗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上海市委收到电报以后,立即大量翻印。我觉得这是中央的指示,就布置市委写作班的成员连夜把电报抄成多份大字报,张贴到静安公园的大字报专栏去广为宣传。
  
  张春桥飞赴安亭
  
  十一月十一日晚十点多钟,张春桥受中央文革委托,从北京飞到上海,立即在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成员包炮等人的陪同下,赶赴安亭,和“工总司”代表王洪文等见面,潘国平听说张春桥来了,也从南京赶到安亭。在安亭的汽车修理厂里,张春桥先找“工总司”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写给工人的电报,想说服他们带领工人们返回上海。可是工人们开始时不接受陈伯达的电报,他们认为这个电报只强调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指责这次行动“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为今后上海市委“秋后算帐”处分工人埋下了伏笔,提供了依据。根据“反右派”等运动的政治经验,工人们知道就这样回到上海去再分散到各工厂,肯定会挨整。工人们向张春桥控诉:他们所以要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是因为前一时期他们在各工厂、企业,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所以他们成立这样的组织是“革命的”、“合法的”,至于这次到安亭来,是“被迫的”,责任全在上海市委。
  张春桥和工人们的谈判通宵达旦,谈得非常艰难。王洪文、潘国平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有交通大学“反到底”等组织和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的红卫兵为他们撑腰,所以一直谈不下来。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工人们把张春桥请到一辆卡车上,在安亭车站和群众见面。張春桥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动员工人回上海。工人们在现场“控诉”上海市委,反复强调自己的行动是被迫的,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说穿了,工人们害怕自己回去被打成“反革命”。张春桥站在卡车上淋着雨听完了工人们的“控诉”,据他后来告诉我:他觉得工人们的过激行为是有因的,同时他们要求成立这样的组织是符合宪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精神的,张春桥觉得,听了工人们的发言,原来他来上海以前中央文革考虑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也许是应当改变的。“
  在和广大工人见面以后,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他和王洪文、潘国平等商量,要他们先带领工人返回上海,然后再讨论工人们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觉得这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最终同意了张春桥的建议,但他们刚向在场的工人宣布谈判的结果,就被别人轰下了台。结果王洪文和潘国平带了大部分工人回上海,另外一个中泥造纸厂的工人耿金章带了一千人去了苏州。张春桥也于当天下午返回上海。但回到上海的工人觉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既然张春桥承诺回上海后再讨论其他各项要求,他们就直接去了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见面。
  这就是我在十一月十三日清晨接到从安亭回来的北京红卫兵许小昆的电话之前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安亭事件”的概况。

我陪张春桥到文化广场谈判
  
  我在家里接到许小昆的电话后,立刻赶往武康路二号市委写作班,因为在那里市委给我装了一个红色保密电话,可以直通市委各个领导人。我拨通了张春桥家里的保密电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接了电话,她说张春桥半夜才回家,还在休息。我说情况紧急,从安亭回来的工人们聚集在文化广场,等候张春桥接见。这时,张春桥自己来听电话了,他说他正在发烧,在安亭和工人谈判,听工人发言,淋了一夜雨,感冒了,但是工人们既然等在文化广场,他还是准备去和他们见面。他要我先找到他们的头头,以便谈判,他上午还要和市委商量一下。他和我约定下午2时在文化广场后台见面。
  放下电话,我赶往文化广场,那里的工人告诉我他们的负责人叫潘国平,现在去了巨鹿路“工总司”总部。我又赶到巨鹿路,找到“工总司”占领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原来住的资本家已经被他们赶走了,只见总部里人来人往,乱哄哄的,谁也不知道潘国平在哪里。我亮出了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才有负责警卫的人告诉我潘国平在三楼睡觉。我摸到三楼的一个小房间,叫醒了睡眼惺忪的潘国平。他赤着脚从床上爬起来,穿了一双布鞋接待我。这才看清了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只有二十多岁,方脸盘,小眼睛,说起话来节奏很快。我通知他下午两点张春桥去文化广场和工人见面,要他一定赶过去。
  下午,我陪同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我们从永嘉路的大门进入后台。文化广场里简直是一片混乱,几千工人等在大会场里,后台的化妆间、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各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和“工总司”的代表。潘国平已经先行到达等候我们了,但这次谈判的整个过程,没有见到王洪文。警卫员护着张春桥硬挤过人群,进入一间谈判用的小会议室,我跟在他们的后面挤了进去。可是这间房间太小,工人和红卫兵的代表有二、三十个人,都想参加谈判,根本挤不下。于是,临时决定改换大会议室,又闹腾了很久才开始谈判。
  说是谈判也根本不像谈判的样子,红卫兵抢过工人的话头,要上海市委保证工人们回到工厂去不会挨整,不被扣工资。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组织的红卫兵申明全把张春桥骂了一通,指责他没有站到造反派工人的立场上来。有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手持一只照相机,向张春桥提出:“陈伯达的电报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这时,张春桥从他穿的军装胸袋里,掏出几张折叠起来的纸张,把它们展开,向在场的人展示说:“你们看,伯达同志起草电报的手稿都交给我带来了!你们应该听从中央文革的意见。”大家看到了陈伯达用铅笔字在几张白纸上写下的电报全文,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如获至宝,赶紧把电报稿拿过去平铺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摄影。谁知他拍完照片,竟把原稿收到自己的口袋里不肯交还了。张春桥向他索要,他也不肯拿出来。我看到张春桥有些着急了,就主动去和那个红卫兵交涉,我告诉他:“中央文件的底稿都是要存档的,不能由个人保存。”磨了很久,他才把电报稿交还。我赶紧递给张春桥,张又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到胸袋里。
  这时,潘国平发言了,他事先已经和北京以及上海的几个大学红卫兵商量过,他提出:这次安亭事件是由上海市委压制工人造反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由上海市委负责。现在工人们都听中央文革的话,返回了上海,张春桥同志在安亭说有什么要求回上海以后再讨论。现在陈伯达同志在电报里说我们工人“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这样上海市委就可以根据电报来整我们这些回厂工人。张春桥说,伯达同志在北京,不可能了解现场的具体情况,所以中央文革派我来直接处理。现在上海市委决定向各基层单位发文件,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但潘国平坚持说这样的文件是非不分,一定要承认我们“工总司”是革命组织,我们到安亭去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张春桥说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工人组织将对全国造成影响,劝他们遵守中央的规定,但参加谈判的工人和红卫兵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谈判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结果。
  
  张春桥签字同意“五项要求”
  
  谈判进行到这个时候,有人向潘国平递去一张纸,上面写了几项要求,潘国平看后交给了张春桥。我站在张春桥的身后,看他拿着这张纸犹豫、踌躇了一阵子,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些文字,并在最后签上“张春桥”的名字。
  张春桥签完字说:“那就叫市委印成文件下发吧!”
  我拿过这一张写在撕下来的笔记本上的纸片,上面写着“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在第二条“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后面加写了一句话:“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最后是他的签名和日期、地点:“张春桥一九六六.十一.十三于上海”。也就是那个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拿起照相机摄下了这个张春桥签字的镜头。
  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天上午张春桥在接到我的电话以后,曾就下午如何和“工总司”谈判一事,参加过市委常委会,在会上,常委们的意见是:不能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承认在安亭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下午在文化广场,市委办公厅还派来一个秘密联络员,到现场了解谈判的进展情况。他看到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了字,赶快打电话向康平路市委书记处汇报。曹荻秋等人大为恼火,指责说张春桥去了中央文革,是否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要不要执行市委常委会的决定?
  但是,谈判会场里的工人代表和红卫兵们,看到张春桥终于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了,一致兴高采烈,纷纷拿出自己身上的《毛主席语录》,让张春桥签名留念。潘国平更是兴奋万状,他急于向坚持在文化广场大会场里的工人们报喜,便邀请张春桥到前台去和工人见面。于是,一群人簇拥着张春桥从后台走到主席台上。台下苦熬了好几天、疲惫不堪的一千多名工人渴望知道谈判的结果。潘国平向大家宣布了了张春桥签字同意的“五项要求”,台下一片欢呼。张春桥在欢呼声中作了简短的讲话,鼓励工人们回到单位去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工人们大声呼喊口号:“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从此,上海“工总司”的头头们把张春桥看成他们的“恩人”,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讲:“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老头子’了!(“老头子”是旧社会上海帮会成员对总头目的尊称)“
  大会结束以后,张春桥和我回到后台,但他很快又被人群包围起来,各个组织纷纷要他签字,刻制图章问题,解决经费问题,买摩托车问题,发红袖章问题等等,围得他没法脱身,人们把门都堵住了。这时,市委警卫处的警卫员很机智,看到会议室有个窗口,很快搬几张桌子到窗前,扶着张春桥上桌子,从会议室窗口爬了出去,我也跟着翻窗户,外面有警卫员接应,把我们塞进轿车,一口气开回康平路市委。
  
  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
  
  回到康平路,张春桥径直去了大院里他的家,没有到小礼堂去和等候在那里的市委常委们见面。我走进康平路小礼堂,看到市委常委们都分散坐在沙发里,他们已经听取了派往文化广场的办公厅联络员回来的汇报,知道张春桥签字同意“五项要求”了,曹荻秋一付气鼓鼓的样子,嘴里在不断地埋怨,王少庸猛地吸着烟,瞪着眼睛不作声,杨西光被复旦大学的学生揪斗过了,精神萎靡地蜷缩在沙发里。公务员老李悄悄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这才想起还没有吃午饭,老李给我下了一碗卷子面。我吃完面条,看张春桥还是没有来,我在这里也插不上什么嘴,就回家了。
  后来才知道张春桥回家去给陈伯达打了保密电话,汇报了他谈判“五项协议”的经过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并同意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认为他对“五项要求”的判断和签字是正确的。作为对立面,市委的其他领导则认为张春桥的处理决定没有和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商量,他擅自签名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也在这天晚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向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陶鋳打电话告状,陶铸听了电话认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这样,中央政治局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听取了汇报,一捶定音,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意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张春桥胜利了,“工总司”成了革命的合法的组织,造反成了革命的行动,原来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都被颠覆了。本来,毛泽东派到各地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已经让各级党委头痛了,但是因为工人、农民都没有动,各地的党组织还稳得住大局。现在不行了!由于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的“工总司”组织的出现,并得到张春桥的承认、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最后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面那个从魔瓶中放出来的怪物一样,一股工人造反派的力量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收不回去了。
  从此,上海大乱!从此,全国大乱!
  有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说张春桥是个“投机分子”,投对了,飞黄腾达;投错了,身败名裂。我觉得这种分析流于肤浅。固然,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以后是说过:“我当时是提着骷髅头(上海话读成“骷郎头”,即脑袋)签字的。“在他的身上有着巨大的压力,除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以外,还有中央的周恩来、陶铸等人,原来都是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的跨行业工人造反组织的,而且张春桥被派来处理“安亭事件”时,手中并没有握有毛泽东所授予的“尚方宝剑”。但他在听取了工人们的发言以后,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撤职、坐牢的风险,毅然签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五项要求”,是因为他从一九六六年年中调至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深深体会到毛泽东的意图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一切陈规和习惯势力,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已经通过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但按照他一贯的思想:学生运动如果不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张春桥敢于在“安亭事件”中签这个字,说明他善于审时度势,真正“吃透了”毛泽东思想。此后,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果然一发而不可收,十一月十三日,陈伯达提出了一份关于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稿,明确提出“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十四日,周恩来同意召开工交座谈会讨论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目前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十二月六日,林彪出来做结论了,他在工交座谈会上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进入到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个革命席卷全国每一领域,渗透每一领域。
  由此看来,张春桥敢于签字不仅仅是什么投机,更主要的是他善于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做出了毛泽东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在最大范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这场运动的胜利。
  毛泽东果然批准了张春桥“可以先斩后奏”,虽然这是事后授予的“尚方宝剑”,但更能说明张春桥善于体察、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思想意图。从此以后,张春桥一直深得毛泽东的垂青和重用。

第五章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张春桥处理完“安亭事件”回到北京去了,我在上海又感到徬徨起来:我怎么办?我们市委写作班怎么办?……
  张春桥在上海总共只逗留了两三天,我和他只在文化广场的后台匆匆见上一面,虽然我见证了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历史时刻,但我根本没有机会和张春桥深谈,更不用说向他请示我们这个班子的去向了。即使向他请示,他也只能原则地回答:要到群众中去,要和群众站在一起。这些话十月间他和姚文元在北京见到朱永嘉时就说过了。当时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摸情况,总算见到他们一面,传回来了这样的几句话。我很惶惑:什么样才算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呢?在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北京红卫兵,或是在市委机关延安西路大门口值班,显然不能算到群众中去,连“安亭事件”以后我陪同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工人造反派,也仍然不能算和群众站在一起,因为在别人看来,我充其量只是张春桥的一名联络员。
  何况,市委仍不断找我,一忽儿要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去处理“漕溪北路”事件,一忽儿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准备为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有时还要让我代表市委领导去文化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批判。我感到厌烦和苦闷,内心不愿再为市委做“挡箭牌”,可是我一时又找不到出路。市委写作班的同事们和我一样,大家都知道闭门写作已经不能适应外界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前景不明,人心涣散,历史组“罗思鼎”小组的成员大部分回到复旦大学去了,文学组“丁学雷”小组的青年们也纷纷返回作家协会,大家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分头参加到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
  
  复旦红卫兵到市委写作班抄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市委写作班发生了一件大事:复旦大学的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求被市委派往北京的朱永嘉回复旦大学参加运动。复旦大学党委报告了市委,市委找我,我就电话通知朱永嘉返回上海。胖胖的朱永嘉,江苏无锡人,原来是复旦大学毕业生,留校研究中国古代史,又是共产党员,担任过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总支委员,分管统战工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六四年和几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一起调到丁香花园,后来成为“罗思鼎”写作小组的组长。当时,正值全国学雷锋的高潮,他们写作时就以雷锋的话“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谐音,取笔名为“罗思鼎”。在张春桥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罗思鼎”小组为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做了许多工作。可是,现在复旦大学的运动深入了,历史系的两派红卫兵为了争夺批判系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把矛头对准了朱永嘉。
  朱永嘉回校后,历史系的红卫兵召开大会,批判他参加撰写的、用“罗思鼎”笔名发表的《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论清官>质疑》等文章是“明批暗保”的黑文,执行的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的路线,并抄了他住在复旦大学宿舍的家,可是抄不到什么东西。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支气势汹汹的红卫兵队伍冲进武康路二号,要市委写作班把朱永嘉的“黑材料”交出来。我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心想我们前一时期是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怎么能抄家抄到这里来?我当然要对此负责,不肯交材料。红卫兵看了我们贴在会议室里的批判市委的大字报,说你们写作班是“老保”,专门保市委。他们拿不到材料,就冲上二楼去,把历史组的门强行打开,把朱永嘉等人的办公桌撬了,把所有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原始材料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当时我们认为,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市委写作班居然也成了抄家的对象,而且来抄的是复旦大学的造反派“红革会”,这怎么得了!当天赶来的是郭仁杰,他是山东来的南下干部,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调去华东政法学院,大批判过程中又调到市委写作班任党支部副书记和哲学组组长。他当时已从写作班返回复旦大学,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中造反比较早的,与“红革会”关系非常密切,“红革会”请他当了顾问。现在,复旦大学“红革会”冲到武康路造写作班的反,他也赶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应该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对红卫兵,他也做一点工作,希望他们把抢走的材料送回来。他表示:小将们来抄家事先他并不知道,复旦大学“红革会”也不太了解写作班、朱永嘉等和张、姚的关系,意思是误闯“白虎堂”了,他想对两边做工作起一些调节作用。我埋怨他:你一忽儿装红面孔,一忽儿装白面孔,但是你不想想,红卫兵把批《海瑞罢官》的好多文字材料搞走了,我们怎么向领导交待?我担心资料里面有很多保密的东西,随便搞走外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了姚文元。
  
  姚文元来电保护“罗思鼎”小组
  
  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应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迅速和果断: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商量,张春桥感到:名义上是搞市委写作班,整“罗思鼎小组”,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他的。他们都感到事态严重,姚文元表现得特别激动,提出必须马上表态。他们商量以后,决定由姚文元直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写作班。对此,我的笔记本上有着当时的详细纪录:
  “二十日晚,姚文元给丁电话(当时我对外都叫“丁学雷”),听说复旦大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反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注:姚文元不提红卫兵,只讲复旦党委)。张春桥、姚文元非常惊讶,关锋、戚本禹十分气愤,戚本禹还说要到复旦来贴大字报(注:这是电话原话)。有几个问题你记下来:第一个问题要追根的问题,你话要讲得硬,追根就是应该追到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才是根子。第二,去年十一月份以来,《文汇报》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注:因为《文汇报》搞了《海瑞罢官》的批判,而现在复旦大学要批发表了“罗思鼎”文章的报纸)。第三,朱永嘉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想追到张春桥。(要我记下原话回答他们)你可以转告复旦大学,整朱永嘉是错误的,我跟春桥同志商量了,复旦大学要追“罗思鼎”小组的根子,你去告诉他们好了,根子就是张春桥,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谁要揪,到北京来揪好了!“
  这是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听到的姚文元的一次最强硬的表态。因为当时复旦大学有些人把贯彻毛主席意图、为张、姚服务的写作班子,说成是执行了彭真的错误路线,这使张、姚怎么能够容忍?怎么不跳起来?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还怀疑是上海市委的某些领导人在背后策动这件事。所以,他们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而且整个中央文革的“秀才班子”几乎都表态了,一致非常重视这件事。这在后来王力所写的回忆录里也有记载。
  我当时接了电话感到很兴奋:姚文元和中央文革的态度如此强硬,对上海市委写作班的评价这么明确,完全可以把写作班和朱永嘉有力地保护下来了。姚文元在电话里还跟我讲,要用“丁学雷”的名义,对复旦大学所有红卫兵说,“罗思鼎”小组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线是对头的,跟姚文元的合作是很好的。还要我说,写作班在前一个时期,是张春桥直接领导的,跟杨西光没有关系。那天姚文元给我打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他到北京以后给我打的最重要、最交底的一个电话。他这样说,完全把我们作为张、姚自己的嫡系部队,高度信任,全力支持。
  接完电话后,我马上向郭仁杰以及“罗思鼎”小组成员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作了传达,把姚文元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要他们记下来后详细地告诉复旦大学党委和红卫兵。我还在华山路市委接待站约见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向他们宣读了姚文元的来电记录。当时朱永嘉还关在复旦大学,不知道喜从天降。那天我很激动,我感到姚文元代表中央文革的来电,给了我们一把“尚方宝剑”,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
  那两天,复旦大学正在召开批判朱永嘉的大会,两派红卫兵都到场,一派是复旦党委扶植的红卫兵,他们也要举批判的旗子;另一派就是起来造反的“红革会”和“红三司”。会议中间,朱维铮和王知常冲上台去,责问保守派追后台要把矛头指向哪里?造反派红卫兵冲了会场。吴瑞武接着在会上一字一句地宣读了我传达的姚文元来电记录,指出要揪朱永嘉、追“罗思鼎”小组的后台的话,后台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后台就是中央文革!这样一来会场大乱,保守派对党委当场反戈一击,批斗会再也开不下去了。
  
  郭仁杰、朱永嘉陪我到复旦大学“留学”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和复旦大学党委、历史系总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难站出来,张春桥在北京也对他说过:“谅你也不敢造反!”现在,经过红卫兵这么一冲,姚文元这么一保,朱永嘉被解救出来,反倒“逼上梁山”了。再说,他有了那么硬的后台,就在复旦大学宣布造反了。从此,整个“罗思鼎”小组在复旦大学和郭仁杰联合起来,一起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同时造分管教育的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的反。他们在复旦大学造反后,感到市委写作班再也不能象目前那样为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他们共同商量以后,决定杀回市委写作班,敦促我起来造反。因为他们的造反范围毕竟只能在复旦大学,而我如果能带领市委写作班起来造反,将会在全市和全国造成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当时对造反仍是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上海市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过程中,包括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中,整体是站在革命方面的。我觉得:市委主要领导从柯庆施到后来的陈丕显,作为第一书记都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陈丕显还参与领导了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讨论,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周总理也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这样的市委如果要造反,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
  第二,一九六四年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到市委写作班以后,市委对我非常重用,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由于我参与创作了话剧《年青的一代》,撰写了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出版了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又写出了一批评论文章,市委就指定我和黄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访问越南,见到了胡志明主席。我从原来的副科长,变成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从原来宣传部文艺处的一般干部,变成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让我参加重要的会议包括列席市委常委会,让我出席上海市的国庆宴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上海市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市委又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代表上海革命文化界做了长篇发言。市委对我的确不薄,如此重用,我不能忘恩负义,感到一下子难以和市委决裂。写作班的大量批判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界、文艺界都知道徐景贤是写作班负责人,又是“丁学雷”的头。我对自己已经到手的一些既得利益,舍不得丢掉。
  第三,长期以来党内有一种思维定势:群众运动起来以后,牛鬼蛇神必然要自己跳出来,当时的市委领导也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也好,全国也好,要抓他几十万个右派。我担心,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像反右派那样,先发动大家鸣放、造反,到最后来一次总算帐和大反击,抓一大批右派。如果谁带头的话,说不定将来会划成右派或者什么分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北京的蒯大富等人不都已被说成是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了吗?我经历过反右运动,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一直是心有余悸的,这也是我对造反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状态的原因之一。
  第四,十多年来党一直教育我要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因为我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更觉得要注意保守党的机密,注意党内外有别,注意一言一行的影响,顾及党的利益。至于首脑机关像省、市委这一级能不能造反,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市委的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这些观点。长期以来共产党的教育所灌输的这些观念,更使我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所以,在造反的问题上顾虑重重。
  由于我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郭仁杰就和朱永嘉以及“罗思鼎”小组的几个人,多次到武康路二号来找我谈话,反复强调他们已经豁出去了,没有再回头的可能了,你呢,直到现在还没有亮出旗号来。“我们现在需要一面从市委里面杀出来的旗子”,这是郭仁杰的原话。他还说,你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只能到静安公园看看大字报(市委在静安公园搭了一圈很大的大字报栏,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贴在那里),但公园里两派的观点都可以贴出来,看不到尖锐性、揭露性的大字报。你有没有看到学校里那种如火如荼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最后,他动员我到复旦大学去“留学”。
  那几天,正好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急着找我,要我去给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我就给写作班的值班人员作了布置:凡是市委通过保密的红机子来电找我,就说我外出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其实,我真的到复旦大学“留学”去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郭仁杰等人陪我一起观看了复旦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复旦大学的“南京路”全部被大字报贴满了,一直贴到学生食堂。那些大字报确实与静安公园里的不一样,学校的情况与北京的文革运动互为呼应,首都来的消息非常多,大字报对市委的批判一针见血,使我受到很大震动。看完大字报,郭仁杰、吴中杰、朱永嘉又陪我到朱维铮住的第六宿舍日本式小楼前的院子里小坐喝茶。郭仁杰是“红革会”的顾问,吴中杰是“红三司”的智囊,他们都算是复旦大学教师中的老造反。吴中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他的妻子高玉蓉参加过市委写作班,所以和我相熟。他们几个人就轮流劝说我“揭竿而起”。
  之后,郭仁杰等又陪我到校园里第一教学楼的大教室里,向我介绍认识了“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劳元一,“红三司”的负责人安文江,他们现身说法,讲了自己当初怎么受压制、后来怎么起来造反的历程,还送我两句话:“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他们说,我们红卫兵本来感到北京那么遥远,党中央那么遥远,但造反以后,到北京去,毛主席接见我们,做我们的红司令,给我们作指示,指挥我们战斗,我们就觉得毛主席特别亲,假如你老徐起来的话,你一定也会有这样感受的。看了他们的大字报,听了他们的介绍,又想到姚文元这次来电话给我们撑了腰,我开始有所触动了。在一千二百号楼的教室里,我和哲学系、中文系正在开会的红卫兵们见了面,听了他们的发言,我也作了一个简短的表态,我说自己是到复旦大学来“留学”的,复旦大学确实像“解放区”一样,红卫兵小将就像高尔基所说的,是暴风雨行将来临前的海燕,我要虚心地向你们学习。

写作班开会对我“逼宫”
  从复旦大学回来以后,郭仁杰、朱永嘉催促我召开写作班全体成员会议,讨论我们面临的形势和应该走什么路。就在武康路二号二楼的玻璃棚洋台上,写作班的全部成员十多人一起开会,发言非常热烈。这些成员分别来自高等院校、文艺协会,电影系统和社科院、党校等,只有我一个人是市委机关的。大部分人的发言是劝说我、启发我,也有人的发言是炮轰我、对我“逼宫”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争取我呢?因为如果写作班从市委机关里杀出来造反,其中连一个市委机关的带头人也没有,对外就算不上市委机关内部造反。而且我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又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我能起来反戈一击,对上海市委将是致命的打击。郭仁杰在会上一定要我下最后的决心,他分析形势说,我们写作班何去何从?现在是关键时刻,关键的关键是看徐景贤怎么样。他还指着我说,你要触及灵魂,不触及不行,这样才能割断和市委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在促使我决心造反的过程中,郭仁杰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影响我比较大的两个人是朱永嘉和程绮华。朱永嘉当时给我分析,我们写作班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后一阶段,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去了,我们在市委控制下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基本上都是充当灭火器、挡箭牌。朱永嘉说徐景贤既不同意市委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北京红卫兵和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说我是折中主义。朱永嘉还“现身说法”,他说:我这次站出来是靠张、姚,没有他们的担保,我是出不来的。现在写作班没有别的路好走,看样子只有走造反这条路,靠市委靠不住,只有靠张、姚,靠中央文革,靠毛主席。
  程绮华是一个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她是从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到写作班哲学组来的,为人正派,我比较信任她。她因为经常去市委党校,对外面整个大气候感受较深。她当时也对我作了帮促发言,她说我们后期实际上执行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你还为曹荻秋写检讨。她说你想想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本来是写大批判文章的,现在去给曹老头写检讨,你不是变成资产阶级保皇派了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两种选择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程绮华等人直截了当地说:“丁学雷”被你糟蹋了!你还打着“丁学雷”的旗子,“丁学雷”现在究竟做点什么事情?
  当然,他们的发言虽然尖锐,还是说理的,我比较听得进去。也有人的发言那就毫不客气了,简直是指着鼻子痛骂。骂得最厉害的是历史组的王知常,外号“小老王”。他原来在南京军区当兵,后来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了调干生,所以年龄比较偏大,戴了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头顶都有些秃了,朱永嘉当过他的老师,但两个人年纪相差不大。王知常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当教师,主攻近代史,知识面比较广博,记忆力特好,调到写作班历史组以后,我称他为“万宝全书缺只角”。这次在复旦大学冲击会场、解救朱永嘉的过程中立了功,就摆出一副“老造反”的架势,说起话来霸气十足,他在会上站起来冲着我说:“要说造反,我们造得最早,批《海瑞罢官》就是造反,我们不是比聂元梓还早吗?可是,你这个支部书记把写作班带到哪里去?后来,我们整天在市委门口值班,遭人围攻,历史组被抄,朱永嘉被绑,整个写作班成了市委的挡箭牌、消防队。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啊?对得起春桥、文元同志吗?对得起我们吗?你再这样‘老保’下去,我们一拍两散,对不起,只能在对你的批斗会上见!”说罢,他还气得双脚在地上跳了跳,把楼板踩得咚咚作响。我只好听任他“发格”,埋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触灵魂”,听王知常这种发言,可以说是真正的“触灵魂”了。
  这样,十多个人人人都发言表态,一圈兜下来,局面比较明朗了:写作班的历史组、哲学组全部主张造反,文学组的陈冀德、吴圣昔等赞成造反,作家协会来的吴立昌和电影厂来的刘景清开始时不赞成造反,主张继续写文章,后来看到大势已去,就保留自己的意见。最后,就等着我一个人表态拍板了。
  
  我终于下决心和市委决裂
  写作班的会议持续了两天,第一天开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上午、下午、晚上一直开到下半夜两点多钟,连续对我“炮轰”。伙伴们要我狠触灵魂,有的人演“红面孔”,有的人扮“白面孔”,分别对我又劝、又逼、又拉、又打,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敦促我决心打出造反的旗帜。
  经过两天的帮助,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会议结束后通宵不眠,反复思考利弊得失。我顾虑党的机制还是强大的,万一自己出头露面和市委对抗的话,风险很大,将来可能会有很糟糕的下场,我这十几年来在市委机关里所做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既得利益不去讲了,自己的声名也毁了,所以总是难下决心。但是另一方面,从我多年的感受来看,我对当时党内的很多情况相当不满意,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对党内的特权思想不满意。斯大林逝世以后,揭露出苏联许多党的高级干部大搞特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除了住宅以外,都有别墅,带了家属一起度假,大搞特殊化。我认为中共在建国以后,和苏共的情况差不多。我有机会受上海电影制片厂之约,外出访问写电影剧本,又受上海《解放日报》的委托,让我做它的特约记者,到外地采访写报告文学。我到过云南、四川、湖北等地,又去过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城市,发现这些地方的党委都建造有高级的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这些招待所占有最好的地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四周都有广袤的园林,首长和他们的家属在这里休息宴请,或是小病大养。招待所备有大批的服务人员为首长们服务。所有的高级招待所都是警卫森严,老百姓连接近一下都没有可能,更不用说打听内情了。上海在这方面也决不后人,除了专门建造的给中央首长居住的四一四招待所和四一五招待所以外,还有虹桥俱乐部、兴国路招待所、瑞金花园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岳阳路招待所……有一个市委的领导人生了病,就占用了西郊的最好的招待所,还为他专门进口了最好的医疗设备,组建了最强的医疗班子。这些特权阶层的享受和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以,毛主席提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是: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进城后脱离群众了,工资高,有洋房,有汽车,有服务员和厨师,贪图享受,而且对群众摆架子,群众对他们心里有气,所以要冲击他们。这些话我最听得进去。
  其次,我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不满意。长期以来,我感到党内等级森严,什么东西都要讲等级。我结婚时申请住房,先是叫我们住到部长家后面的仆人住房里去,只有六平方,没有窗户,进出还要走仆人的专用楼梯,我很生气,拒绝接受。后来,分配给我的房子非常小,因为当时我还不是科级,不能住稍微大一点、朝向好一点的房子。夏天热死,冬天冷得要命。明明其他房子都空着,但因为级别不够,就不能分给你。而那些部长们,则住着成套的大洋房,还有花园,我为此愤愤不平。举凡衣、食、住、行,都要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甚至发展到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等级。我想: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所以,当毛主席号召要反对党内的不平等作风,主张上下级平等、官兵平等的时候,张春桥跟着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鼓吹军事共产主义的好处,历数等级制度的弊病,我是十分赞成的。
  除此之外,我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委的表现更不满意。这个市委自恃一贯革命,一贯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我通宵不寐,反复考虑,觉得自己对这个党、对上海市委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应该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等好好地焚烧一下,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特别对那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来一次冲击,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姚文元是写作班“全民造反”的靠山
  在思想上逐步想通以后,我的心里还是不够踏实,因为写作班的重大行动还没有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首肯。所以我决定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一下。我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我给姚文元打了几次电话后才打通,我将写作班开会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说我们写作班打算起来造反了,征求春桥同志和你有什么意见。
  姚文元听了不直接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只是说,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赞成的。他不用“造反”而用“革命”两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们始终要把矛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提到中央在开过工交座谈会,马天水代表上海市委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使生产都受影响了。在这个会上,马天水受到了林彪的严厉批评,张春桥做了马天水工作,动员他不要与市委持同样态度,应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会对生产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姚文元说,从中央工交座谈会看出,上海市委对文革的态度是错误的,对待群众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他的意思是市委那段时期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压制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造反。所以,他提醒我要把矛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说要争取马天水,让马天水从市委里分化出来。另外,他告诫我要多注意做舆论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上海刚刚发生过《解放日报》事件,即“红革会”要求把他们编的造反报纸《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解放日报》不同意,红革会就冲击并占领了《解放日报》社,使《解放日报》停刊几天,“工总司”又冲进去支持红卫兵,事情闹得非常大。上海当时分成两大派,一派要看《解放日报》,一派要看《红卫战报》,前者是多数人,后者是少数人,分头在全市游行、发传单。事情来得比较突然,老百姓说:《解放日报》是党报,为什么要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从群众的舆论看是大部分人不支持这个行动。姚文元大概感觉到这是个问题,所以他指导我说要多做舆论工作。实际上他是为我们出主意,我们如果“揭竿而起”宣布造反的话,在舆论方面要做得周到一点,争取群众。
  在打出造反的旗帜之前听到姚文元的表态,我就放心了。我想:他们现在在毛主席的身边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们同意我带领写作班和市委决裂,我就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和靠山,足以抵御市委的压制和打击了。与姚文元通过电话以后,我正式召开写作班的全体会议,宣布我接受大家的批帮和督促,正式决定造反了。我向大家传达了和姚文元通电话的内容,并说希望写作班全体造反,不要像别的地方形成两派。会上大家赞成我的意见,再也没有人说不要造反了。接着,大家继续讨论究竟用什么方式亮出我们的旗帜,这就具体进入到写作班造反的筹备阶段。
  关于市委写作班全体造反的问题,当时和事后有一些造反组织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人们的认识不一致是正常现象,所以各单位也不存在统一行动全民造反的现象,因此有的组织曾经说你们写作班全民造反,肯定是假造反,哪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实际上,写作班的造反确实是一个特例:写作班的地位比较特殊,张春桥曾是写作班的直接领导,姚文元又在写作班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们两人现在又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组员,就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写作班和他们有这样的历史渊源,现在他们真正成了写作班的背景和后台,因此当时大家最后都赞成举旗造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宣布造反、向市委开火了。我们议论了多次,觉得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和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不同,应该揭露出巿委机关的内幕,亮出那些市委领导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暗箱操作”压制群众运动的真相,方能震动全市,并取得各路造反派的信任。这个揭露和反戈一击的任务,首先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因为我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又是“御用”的市委写作班子的头头,一向受到市委的信用,还可以列席市委常委会,了解许多党内机密,所以我如果能站出来和市委决裂,在全市将会起到重大的影响。所以,郭仁杰、朱永嘉等人建议说:你要准备一个重点发言,在全市人民和机关干部面前亮相,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十几年来一直在市委工作,也只有你有条件作这个发言,你抛出这个“重磅炸弹”,才真正是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了。
  但是,光是我一个人代表写作班作重点发言还显得有点势单力薄,我们觉得应该联合市委机关内的其他造反力量共同行动,才能造声势。据我们了解,当时市委机关内部也有一些小组织、小派别起来造反,比如复旦大学“红革会”支持市委办公厅下面的党刊编辑部的革命造反战斗队,造了《支部生活》领导的反,后来又宣布要造市委办公厅的反,但他们始终在机关内部活动,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市委教卫部、宣传部和市委党校也有少数人跟外面串联,但都没有打出过旗子。红卫兵们向我们建议,你们写作班要把市委机关里各部、委、办的造反派都串连起来,各自准备自己部门的发言,然后开一个万人以上的大会,可以放在文化广场开,正式宣布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直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样就轰动了。以前上海还没有一个造反组织能够把市委主要负责人统统叫到会场接受批判,他们开会批的都是个别领导人,比如复旦大学要批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就把杨西光叫去批判;工厂里要哪个工业部部长到场,就通知部长去。市委书记处书记很少去哪个会上听意见,第一书记陈丕显更是以生病为理由从不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市委机关干部如果打出造反旗帜,一定要把市委书记、市委常委特别是市委第一书记叫到会场来听取批判,这个影响就大了。
  我对这样的建议很听得进去。我曾经参加过很多红卫兵召集的会议,看到过他们的批判架势,感到他们有经验,唯一不赞成的是他们动手武斗,揪头发,搞“喷气式”。关于他们提议的要把所有市委书记、市委常委都叫来挨批,我想只有我们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的书记、常委们都已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东躲西藏,而他们的藏身之所只有我们这些机关干部知道,如果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开会,他们是躲不过去的。我觉得红卫兵的主意不错,我决定采纳他们的建议。


寻求“中央文革特派员”的支持
  
  这时形势已经十分紧迫,市委一直在找我,问我到哪里去了。我怕时间拖久了消息泄漏出去将会出现很大的阻力,就赶快串连市委某些部门已经露头的造反派,请他们一起来共商大事。我自己打电话到市委办公厅,找党刊编辑部的造反组织。当时他们的负责人是陈坤生,由王承龙负责对外联络,我打电话去正好是王承龙接电话,他原是黄浦区五金行业的支部书记,后调到《支部生活》编辑部当记者,我告诉他市委写作班决定起来造反,现与你们联络,想要共同筹开一个大会。他听了很兴奋,马上带了一个叫朱玉佩的女编辑赶来。我又打电话给宣传部造反派刘耀宗,进行串连。写作班的其他人也分别打电话给教卫部、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的造反派,把他们都请过来,在十二月十五日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上决定参加全市批判大会的各部门,各自准备一个发言,形成揭露市委全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势。同时,准备成立一个联合的造反组织,名称叫“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把原来比较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而且就在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大会上,同时宣布“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正式成立。事不宜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定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只有三天时间了,讨论了一下分工:郭仁杰负责会议的组织和发言内容、程序,王承龙负责会议的后勤工作,包括会场布置和通知发放等,程绮华和朱永嘉负责串连市委机关造反派,吴瑞武负责起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我算总负责,拍板、协调各项筹备进程,但要集中力量准备好自己的发言稿。大家认为,我的发言是整个会议的重中之重,我的发言中,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演变、心路历程讲透,同时要揭发市委在幕后搞的一系列活动,这样才能取得全市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就在筹备大会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解放军报》驻上海的记者甄文君。他是一个师级干部,穿着军装,年纪有五十多岁,模样显得非常稳重。他可是当时上海的重要人物,我在市委书记处多次见到他,市委书记们对他都非常尊重,向他介绍文革情况,他只是“嗯、嗯”地听着,从不表态;而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也纷纷找他反映情况,称他为“军报记者”、“中央文革特派员”。一个记者怎么会有这样特殊的身份呢?原来在军报驻上海记者站的背后,确实有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出的政治背景:一九六六年八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这份直通最高领导的内部刊物,发行量虽然只有几十份,但必须最迅速、最直接地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各地和各系统的重大情况。为此,中央文革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从全国调集一百名团以上的干部,派往全国各地,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地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为了提高效率,最后甚至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进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甄文君当时就是派到上海担任驻沪记者站的负责人。市委领导人和造反派的头头都知道他的特殊身份,都想通过他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情况。我要王承龙找到甄文君,告诉他市委写作班的造反打算,甄文君马上赶到武康路二号,和我密谈了一个小时。他很认真地倾听了我们对市委的一系列看法以及筹开造反大会的各项安排,热烈地紧握着我的手,同意立刻向中央文革汇报。我从内心感到他是支持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动向可以通过他直接反映给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我更放心了。
  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有了眉目以后,我又打电话给姚文元,汇报我们写作班已经和市委机关的有些部门进行了联络,决定联合召开大会批判市委,同时宣布写作班造反。大会的名称就按照姚文元过去提醒我们的主题,定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会上由我做重点发言,还组织了其他几个单位的发言,之后宣布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会场拟设在文化广场,那里可以容纳一万多人,把市委书记、常委全部叫来接受批判,影响大一点。姚文元非常谨慎,他仔细听了我汇报,对会议的名称、批判的内容、叫什么人来接受批判等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最后说是否要开这么大的会,是否能小一点,放在市府大礼堂开就可以了。我说按大家的意见,要开就开大一点,他还是不很赞成。经他这么一说,我很为难,筹备会上大家决定会要开得大,市府大礼堂只有一千多个座位,红卫兵首先不赞成,工人造反派说要派几千人来参加,一千多人的位子怎么容得下?再说,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止一千多人。所以姚文元对开会的规模说了两次,我在电话里不好反对,只好说跟筹备小组再商量一下。随后,我将姚文元的意见向大家传达,所有人都不赞成,大家都说,我们开,开起来,开大的,只有文化广场容纳得下。这样,在会议的规模上违背姚文元的意见也顾不得了。
  
  “火烧”“揪出”“打倒”“砸烂”四个口号的提出
  
  大会的主题是彻底批判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批判市委领导人的具体口号怎样提呢?大家又进行了讨论。因为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从来没有出席过全市的批判会,他当时患鼻咽癌在西郊养病,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的第一线工作都是由市长曹荻秋负责,陈丕显一直在幕后指挥,我们觉得这一次不能再让他躲在幕后,一定要他到场听取批判,逼他到前台来。而他是第一次公开露面,还没有激起群众义愤,所以批判的温度不好太高,口号就叫“火烧陈丕显”。当时毛主席讲过,所有的革命干部都要在伟大的群众运动的烈火中“烧”一下,考验一下,所以我们对陈丕显提了一个“火烧”的口号,至于“烧”成什么样,“烧”过后是不是要打倒,待“烧”了以后再定。至于曹荻秋,当时我们认为他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因此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和上海的造反派对他的意见特别多,他一直在主持上海市委的工作,被骂为“曹老头”、“面包老头”(专门给红卫兵和造反派发面包的),民愤较大,所以对他就提“揪出曹荻秋”的口号。还有一个分管文教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当时在上海名声已经很“臭”,复旦大学造反派揭露杨西光耍手法打击压制复旦大学的干部和群众,并把复旦大学党委抛出来,所以复旦大学造反派已经对他喊出了“打倒”的口号。我们写作班对他印象也不好,因为他接替张春桥分管写作班以后,没有抓什么批判文章,反而让我们做了市委的挡箭牌,为了和复旦大学的口径一致,我们对杨西光也宣布“打倒”。最后确定了三个大会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
  口号拟定以后,就派朱维铮去借会场。朱维铮当时是“罗思鼎”小组最年轻的成员,组里其他人都是党员,他是共青团员,冲冲杀杀的劲头十足,好多事情都派他去打前站。那时候,文化广场每天都安排召开各种各样的大会,一会儿复旦大学,一会儿华东师大,一会儿又是哪个系统,都排满了。我们以市委写作班的名义去定十二月十八日的会场时,他们说已给人家定掉了。一打听,那天将是华东师大红卫兵召开的对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的批判大会。华东师大红卫兵是属于“红革会”系统的,朱维铮就直接冲到华东师大去了。他说我们市委写作班要宣布造反,市委机关要召开大会成立联络站,这是大事,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们。
  朱维铮在华师大碰到了北京大学的李醒尘,李是聂元梓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七名起草人之一,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当时聂元梓派他到上海,留在北大驻沪联络站,就是要鼓动华东师大红卫兵共同批斗曾在北大蹲点的常溪萍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来过上海,没有跟我见过面,有的回忆录和文章说,聂元梓到上海来的时候策动我造反,没有这回事,可能是把李醒尘当成聂元梓了。那次朱维铮到师大借会场的时候,李醒尘与朱维铮见了面,他打听市委写作班是什么人造反,朱维铮就说是徐景贤带领写作班起来造反,徐是支部书记又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一亮底牌后,李醒尘和华东师大“红革会”商量同意把会场让给我们使用,但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与我见一次面,看我们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朱维铮就把他请到武康路二号,当时一起见面的有我、郭仁杰和朱维铮。我把自己正在准备的发言稿的内容跟他说了,还介绍了我们串连市委机关的一些部门造反派的情况,他才相信了。我邀请他参加十二月十八日的大会,因为会场是他们让出来的。华师大红卫兵提出希望当天要把常溪萍也揪到会场来,我们说这完全可以办到。他们又要求大会的口号要跟常溪萍有关,因为他们的会议本来是集中火力批斗常溪萍的。文革以前,常溪萍从上海调去参加过北大的社教运动,我们认为他早已是被打倒的“死老虎”了,上海市委也保不住他。按照常溪萍的职务,还不够我们这次造反大会的级别,我们通知到会听取批判的都是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和常委这一档次的,我们想大会的口号已经用了“火烧”、“揪出”和“打倒”,再加上一个常溪萍,口号还能升级到哪里去呢?琢磨琢磨,比“打倒”再厉害的就是“砸烂”了,为了照顾华东师大出让会场的情义,我们临时同意再增加一个“砸烂常溪萍”的口号。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所称赞的“有区别”的四个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造反才知主席亲》发言稿的难产
  
  我那段时间还要起草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几天没有睡觉,我感到任何时候写文章也没有这次写得这么辛苦。当时推选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推了四个勤务员:我、郭仁杰、王承龙和程绮华。我的发言稿定名为《造反才知主席亲》,来源于我去复旦大学“留学”期间红卫兵送我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发言稿初稿写好后,在勤务组内部就没有通过,他们听我念了一遍,认为造反精神不够,他们说:你一定要讲明市委是怎么利用你的,要揭露市委的幕后活动,市委领导是怎么策划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又怎么派人背后调查那些人的材料?还要把你推出去充当什么角色,做什么事情,统统都要加以揭露。你在会上揭到什么人,就当场把这个人揪上来批判,要他承认事实。你的发言稿要有力度,要和整个大会的战斗气氛保持一致,不能像平时的讲话那样从头念到底,要不断形成高潮。比如,当场追问:“陈丕显,你在幕后对曹荻秋下过什么指示,你回答!”,陈丕显就被迫出来回答,回答不老实,你就把它揭露出来,狠狠批判。而且,你的发言稿要真实地解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出自己不怕丢掉“乌纱帽”决心起来造反的曲折思想斗争,这样才能取信于广大红卫兵和造反派战友。
  我的发言稿多次修改都通不过,使得我非常苦恼,勤务组帮了几次,最后请来《支部生活》的女记者、当时机关里造反精神最足的女将徐桂芬,督促我改稿。在他们的集体帮助下,我的发言稿才改出来。我深深体会到:从“保皇派”转到造反派的思想历程是非常艰难的,比如说我觉得自己连“革命造反派”这个名词都说不出口。当时陈伯达、康生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不直接称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士,而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总称叫他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表文章时的标题也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总觉得应该和中央的提法和口径保持一致,我前几天还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一下子变成造反派了,总得有个过渡,所以我的发言稿的开头也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但勤务组的成员们说这个不行,这是折中主义,上台就要亮出你是造反派。要公开宣布:我造反了,我造反造定了!就要打这个旗子!你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不行,一点折中主义都不能留!你对市委就是温情主义,老是割不断你跟市委的联系。当时盛行“炮轰”的做法,我虽然做了勤务组的头头,对于我的发言稿,一会儿这个人“炮轰”,一会儿那个人“炮轰”,意见非常敞开。我只得照听照改。
  等到稿子修改定稿(参见附录四),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了,十八日就要召开大会,文化广场足足可以容纳一万多人,怎么通知有关人员出席?时间紧迫,一方面由市委办公厅通知当权派,一定要他们按时到会听取批判,另一方面赶紧组织群众队伍。有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非常积极,派出很多人给市委机关造反大会到马路上公开贴海报,让全市都知道。“工总司”派了工人队伍到文化广场压阵,“红革会”调来三千红卫兵到场维持秩序,壮大声势。当时市委机关还没有完全瘫痪,只不过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转移到外面了,例如宣传部转移到思南路办公,组织部又转到另外一个地点,首脑部门怕红卫兵、造反派冲击,不能正常运转,都有点转入“地下”的味道,但通讯联络是保持畅通的。机关外面的人都找不着门道,但瞒不过我们这些机关内部的人,我们经过串连,市委机关本身的大多数普通工作人员听说写作班和市直机关的好几个部门联合起来造市委的反,都很惊奇,区、县、局党委的机关干部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闻风而来,想听听我们到底说些什么。
  一切准备就绪,我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回家了,只是在武康路二号的小房间内临时打个盹。十二月十八日凌晨,在我决心迈出这关键的一步的当天清晨,我独自走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客厅里的壁炉旁,四顾无人,我就拿起炉台上的电话机给我妻子葛蕴芳打去电话。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告诉她这几天我们写作班开会的情况,我说我们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下去了,我们决定造市委的反。葛蕴芳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曾经在市委机关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市人委文教办公室工作。她觉得市委就是党的化身,在她思想上认为对这样一个市委是不能造反的。因此,当我告诉她我们今天要开会宣布造反时,她很吃惊,问:“你怎么造反?”我说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的支持下,我们要在文化广场开一个大会,我将要在会上作一个发言,揭发市委。她担心这样做的后果:“这么一开会,市委要对你采取措施的。”我说:“无非是最后把我下放到农村劳动去,我现在的职务,最多也就是写作班的支部书记,我再也不能做市委的挡箭牌了,我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希望你支持我。”我动员她下午到文化广场去,听一听会上的发言是怎么回事。我跟她讲话的时候比较激动,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带有悲壮的味道。这说明,就在召开大会之前,我对自己的政治前景还是没有十分把握的。


“市委真的‘心脏爆炸’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全国第一个省、市委机关的造反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了。
  所有的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委,破天荒地笫一次全部到场听取批判。这次大会由于是市委机关干部自己起来造反,“勒令”所有市委书记和常委都要到场,所以他们一个也没有缺席。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王少庸、杨西光、宋季文、李干城等人在台上站成一排。市委笫一书记陈丕显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因病处在后台,这次也被迫站到前台来了。陈丕显后来回忆他第一次参加批斗会的心情时说:“这是我笫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被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境,此中心境,难以言表。”
  和陈丕显等同时到会听取批判的,还有二十多名市委、市人委的部、局级干部,不过他们只能站在主席台的台下,听候点到自己的名字才能上台揭发、交代。
  大会由写作班支部副书记郭仁杰主持,他宣布:“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是朱维铮和戴厚英,他们两人在写作班合演过相声,嗓子响亮,普通话标准,呼口号时此起彼伏,配合得十分密切:“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被批斗的人也跟着举手,呼喊这几个口号。
  接着,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重点发言。我发言的时间用了一个半小时,采取提到哪个人就叫哪个人交代的做法,我时时不忘记把揭发的重点放在陈丕显、曹荻秋身上,比如我揭发市委要在这次运动中“抓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而且说“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要多一点。”我要陈丕显、曹荻秋当场交代,陈、曹两人都推说“不知道”。我紧接着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站出来揭发,他当场指证陈、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过这些话,他自己又如何向下传达的,揭穿陈、曹的“谎言”。我又让陈丕显的秘书出来揭发他如何接受陈的布置,向机关党委了解北京红卫兵的情况,说明陈丕显称病躲在幕后指挥的真相,搞得陈丕显十分狼狈。
  除了我的发言以外,市委办公厅、市委党刊编辑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等单位的造反派代表纷纷发言,抛出大量材料,揭发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他们都成了市委“心脏爆炸”的“爆破手”;吴瑞武还代表“罗思鼎”小组和“丁学雷”小组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工总司”王洪文、北京大学李醒尘以及各个大学的红卫兵头目,听得非常有劲。他们说:市委机关干部造反,内部材料就是多,击中了市委的要害,这次真的是市委“心脏爆炸”了!后院起火了!复旦大学“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代表北京、上海等各红卫兵司令部和各造反组织在大会上发言,对市委机关造反派杀出来表示坚决的支持。这说明我们的行动也取得了全市造反派的信任。
  这个会对上海市委的打击非常大,确实起到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作用。过去,党的机关特别是高级机关对它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如此,市委给我们强调过几条,第一是“内外有别”,内部的东西不能弄到外面去;第二是严守纪律,不得擅自表态;第三是顾全大局,个人和小单位都要服从和照顾大局的利益;还有一条是高度保密,不得泄露党内机密。我们的造反大会一开,就把这几条都冲破了。党是靠组织纪律维系着的,党的首脑部门更是如此,现在把它内部的东西一下子捅出来,红卫兵和造反派兴高采烈,说徐景贤知道那么多东西,现在大胆揭发出来,真正是“起义”了。但是市委领导人却非常恼火,说我这样做是“叛变”,成了党的机关的“叛徒”,完全违反了党的纪律,背离了“内外有别”的原则。事实上,不仅在华东地区,甚至在全国省、市委一级的党委机关中,内部起来造反的,我们上海是第一家,成了名符其实的“领头羊”。
  大会前,上海市委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北京红卫兵的冲击,上海的大学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工人造反组织的建立,使上海的整个形势比较混乱,市委已经难以招架。但因为机关里的人心未散,从市到各区、县、局的建制还比较完整,所以日常工作还能维持。但我们的大会一开,一切都乱了套。那天会场里挤得满满的,除红卫兵、工人造反派的声援队伍外,市、区、县以及各局级机关的干部也来了,他们参加大会后感到非常震惊,当时在他们眼里,市委文革小组是市委的一个领导部门,而这个部门里的一个成员居然宣布跟市委决裂,岂不是很震动?当时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由在市委领导下的市委文革小组出面处理各种事情的,先由张春桥担任市委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调去北京以后,由王少庸任组长,而那天王少庸也被揪到台上接受批判,说明市委已经没有威信了。在上海的机关干部眼里,市委写作班是整个市委的舆论班子,是市委的喉舌和代言人,现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都整体起来造反了,而且理由是要抵制市委的错误领导,宣布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坚决反对市委推行的错误路线,这样就把一大批机关干部都鼓动起来了,市委机关很快就陷入了瘫痪状态。
  关于这次造反大会的影响,后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如下的描述: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都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陈丕显“造访”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
  
  那天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直在硬撑,心力交瘁,几天没有很好休息,上台以前几乎有点支持不住了。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发言发好,自己既要勇于揭发市委,表达与市委决裂的态度和决心,又要真诚检查自己过去做市委工具的错误,取得各造反派的谅解。这确实是一件两难的事。
  效果总算还好。那天,“工总司”的负责人、北京和外地各派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代表以及上海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头目都来了,坐在主席台上。过去我曾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和他们打过交道,如今他们又来听我发言,看我究竟是不是真造反。我在发言中特别坦陈了我在造反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我说:“造反就是要破私立公。怕造反的人,千怕万怕,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我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我发言完后,他们纷纷上前和我握手,我觉得浑身乏力,汗湿衣衫,人像瘫掉一样,但是心里感到很欣慰。
  在回武康路二号的路上,市委党刊编辑部来的王承龙显得非常兴奋,他说:“今天的会开得很成功,今后要把所有上海的造反组织都统一在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旗子下。”他忽然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听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不妥当,我们只是上海的一个群众组织嘛!但我们的队伍中当时就有人冒出这种念头,说明有些人确实怀有一统上海天下的野心。
  大会以后,虽然在上海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我想起姚文元在电话中曾经着重提醒我们:要造舆论,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群众。我意识到:光靠在大会上的发言,或是散发一些传单,这种舆论是不够的,我们要充分发挥写作班的优势,编出一期报纸作为大会专刊,广为散发,才能把影响扩大到全市、全国去。我说马天水在市委的几个书记中态度比较好,又可以代表市委批印东西,我们把大会发言稿和造反声明等编一张报纸,名称就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专刊》,大量印发。编辑者名义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时“红革会”提出,我们红卫兵支持你们这么多,又给你们会场,又帮你们忙,我们要和你们联合编报。“红革会”当时办了一张《红卫战报》,有一套班子,我就同意由市委机关联络站和“红革会”合编。事实上的执行编辑是朱维铮。他亲自撰写了消息,用了大字标题:
  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炮轰上海市委
  消息用显著的位置刊登在《大会专刊》上,同时把我的发言稿,以及市委办公厅、市委党刊编辑部、市委党校、市委宣传部等造反组织的发言,还有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声明等都登了上去,消息、发言、评论加上照片,像大型报纸一样编了两个整版,完全符合姚文元要我们多造舆论的要求。接着,我拿去叫马天水签字,一次印十万份,在《解放日报》排版并用滚筒机印刷,用最快速度印出,大量散发,轰动全市。
  大会以后,武康路二号热闹非凡,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人们川流不息地来,有串连的,有了解情况的,也有打听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的,门庭若市。我们商量,这个地方长期搞对外接待恐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对外接待部门搬到淮海中路市委党校,那里交通便利,地方又宽敞,便于对外。内部的勤务组办公机构还在武康路二号,我也用较多的时间留在武康路,统筹安排整个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工作。
  大会以后,市委各部、委如宣传部、组织部、教卫部、工业部、交通政治部、财贸政治部等纷纷杀出造反队伍,与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挂钩,很快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市委机关的造反系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造反队,一直到市委最基层的工勤人员中连食堂里都成立了造反组织。最有意思的是市委警卫处的警卫人员也造反了,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起了一个名称叫“红色警卫员”造反队。警卫处的任务本来是保护首长的,群众刚起来时,要找首长谈判、开批判会,都由警卫员保卫;首长躲在什么地方,红卫兵、工人造反队根本找不到。现在警卫员一造反,你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到场,警卫员一下子就把他们找来了。这样一来,整个市委机关乱了套。
  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午,陈丕显的秘书打电话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说是“丕显同志要来看望你们”,接着,他就乘汽车到达了。说心里话,当时我实在不愿意接待他,一是他已成为我们的批判对象,我们不想和他拉拉扯扯建立什么说不清的关系,二是他此刻主动来找我们,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所以,我就拉了几个联络站的工作人员,把他堵在屋外的院子里,不请他进室内,几个人就这样站在露天开始了对话。陈丕显当时已按中央的指示停止养病、到第一线工作,但整个市委机关已指挥失灵,他感到举步维艰,先是想扶植机关里的保守派,但已经拉不起有影响的队伍来,于是他又调过头来想靠拢造反派。
  陈丕显一反往常的首长派头,显得很谦恭、很亲切,就在院子里站着和我对话,其他的人就围在身边。陈丕显说:“前一时期我一直在养病,市委的工作由荻秋同志主持,所以我对有些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你们起来造反我表示支持,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请尽管提出来。”
   我听他这样说,就故意问他:“那你对我们提出的‘揪出曹荻秋’到底怎么看?”因为在我们看来,曹荻秋前一时期一直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无法主持工作了。
  “这个,荻秋同志处在第一线,他也有他的难处……”陈丕显已经决心抛出杨西光和常溪萍,但对于曹荻秋,他不敢明确表态,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他们两个商量决定的。
  陈丕显拼命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他说:“现在市委机关受到冲击,工作很难开展,我有一个建议:市委和你们机关造反联络站可不可以合署办公?不过你们这里地方太小,可以考虑换一个地方,房屋、车辆我都可以提供,经费也没有问题。”
  我一听就知道这才是陈丕显此行的真实意图,我们岂能上他的这个圈套,如果联络站和受批判的市委合在一起办公,那我们还造什么反?全市的群众组织又会怎么看?我就断然回答:“这个问题不能考虑!”
  站在旁边的程绮华、朱永嘉等人插嘴说:“我们不需要房子、汽车和什么经费!”
  陈丕显看看谈不下去,讪讪地说:“那我们多保持联系吧。”就告辞走了。
  陈丕显一走,武康路二号里就炸开了锅,有的说:“想要和我们合署办公,休想!”有的说:“他提供什么房子、车子、经费,这是要收买我们!”只有党刊编辑部来的王承龙说:“车子、房子,为什么不能用?只要造反需要,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毛主席表态支持上海机关干部造反
  
  十二月十八日大会以后,我们并没有发电报或写信把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但开会的那天,《解放军报》驻上海记者站的记者甄文君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听取了会上的全部发言,会后很快就把大会主要内容和所提口号,写了一个动态消息发在中央文革的《快报》上。毛泽东看到了这条消息,迅即做出反应,表示支持。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写作班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量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时。忽然,文学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
  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夹杂着上海、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到了北京工作,也像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口称“主席”,省掉了“毛”。今天,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令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主席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一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起过生日并祝酒,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向来不提倡祝寿,但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却邀请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共度生日,那天并没有邀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员参加,这说明毛泽东越来越明显地想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早在六月十日他在杭州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的时候,就说过:“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从这次祝寿活动来看,他正是有意从组织上开始实现这个目标。当然,祝寿宴很普通,按照毛泽东吃饭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此外,据姚文元说,每人还有一小杯葡萄酒。毛泽东兴致很高,在祝酒时说了一大篇话。除了姚文元给我在电话里传达的内容以外,据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一书中回忆,毛泽东还说: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在祝酒时对文革运动的规律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我想:毛主席肯定和支持我们机关干部造反,就是希望我们和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相结合。他肯定上海的形势很好,就是因为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都发动起来了!
  我听到姚文元的传达和王力的回忆的不同之处,就是据姚文元当时告诉我,毛泽东在最后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而王力回忆毛泽东说的是:“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我更倾向于前者。因为一、这更符合毛泽东的口语和风格,他后来还多次说过“全面内战”这句话;二、我是当时听的传达并作了记录;三、我立即向市委写作班的核心成员作过传达,他们可以作证;四、我后来又和姚文元作过核对,姚文元确认当时是这么说的,但后来在起草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为了文字更准确、更严密,改成了“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全国全面内战”也好,“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也好,实质都一样。
  我们就在毛泽东号召和指引下,全力投入全面夺权的一九六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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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武器 发表于 2016-7-21 16:09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得出,徐景贤的脑袋不小心被提篮桥的桥墩撞了一个包!后遗症还蛮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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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zms 发表于 2016-8-19 10:1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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